引言、上海—旧中国电影放映的中心

    1895年12月28日，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条电影短片。[1] 不久之后的1896年8月11日，在地球的另一端—上海徐园，一名法国放映师在游戏杂耍类节目中穿插放映电影。[2]史学界普遍认为这是电影首次在中国的出现的时间，但随着微观电影史学的发展，这一观点开始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他们根据当时报纸上的娱乐广告，认为当日在徐园上映的并不是我们通常所指的电影，而是幻灯片。那么真正的电影何时在上海出现？应该是在1897年5月份。当月电影首先在上海礼查饭店放映，随后又相继在张园的安凯第、天华茶园、奇园和同庆茶园等多处上映。[3]这些当时在上海最受欢迎的娱乐场所，并不是专门为电影放映而建。之所以选择在茶楼，传统戏院，餐馆还是滑冰场这些地方上映，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些地方都是人们经常光顾的场所，能确保一定的客流量和传播影响力。此外，影片的更换周期比较长，所以不得不经常更换放映场所，有时候还需要大声吆喝以招揽观众。但是，正是通过中国传统文化消费空间，电影这种西方娱乐方式逐步渗透到上海市民的生活中，并最终被大众接受。

随着大众对电影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巡演式的电影放映已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经营电影院成为有利可图之举。1908年，西班牙商人雷玛斯（Antonio Romos）在虹口海宁路乍浦路口建立第一个专门的电影院—虹口大戏院。[4]从1908年到1914年，在这长达六年的时间里，电影放映业总体发展缓慢，截至到1914年上海只有8家影戏院。[5]这种缓慢的发展速度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据统计，1925年，整个上海也只拥有27家电影院。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却占了整个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100多家电影院的四分之一强。[6]根据笔者的统计，自1908年开始，直到1943年，上海累计建成的电影院数量多达100多家，即使在战争状态下,仍屡毁屡建，这使得上海影院在数量上一直保持着全国领先的地位[7]。“作为一座拥有35000欧美移民的城市，却和拥有486000居民的华盛顿城市拥有同样多的首轮电影院”，就连当时的美国驻上海领事都认为电影已经被广大中国观众所接受，而上海就是当时中国的电影发行中心。[8]

    史学界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之间的电影文化颇丰，但许多研究成果都是从政治、文化和美学等角度切入，对电影院地理分布的研究论著为数不多。[9]笔者在整理这一时期电影院地理位置时，不住地思考这样的问题：租界里的电影院不仅要接受中国政府的管理，也要接受租界当局的审查，但是电影院业主为何还选择在租界内建造电影院？[10]如果说业主们考虑的首要因素是租界内的安定环境，那么为何同是租界，但是公共租界内的电影院数量远高于法租界内电影院的数量？即便在公共租界内，为何早期电影院多分布于苏州河以北？而在20年代中后期，苏州河南岸的电影院数量逐渐增多，造成这一时期公共租界内电影院空间分布逐渐南移的原因又是什么？本文借鉴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租界档案资料和其他历史文献，同时依托地理信息系统（GIS），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拟对这一时期上海电影院的空间分布做进一步研究，对造成这些空间分布的宏观以及微观因素进行较为详尽的全面分析，以此窥探上海城市化以及文化空间的发展进程，且让读者能更直观具体地了解电影院的发展变迁。

一、1919年到1943年间上海电影院分布的特点 [11]
 

1908年建于苏州河以北的虹口影戏院，是西班牙商人雷玛斯在上海经营独立电影院的首次尝试，虽然该电影院设施简陋，由铅铁皮搭建而成，但这种专门化放映场所的出现意味着电影已经开始摆脱对其他娱乐休闲方式的依赖，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专门电影院的出现，意味着稳定的电影市场开始形成，而一旦形成稳定的电影市场，必然刺激电影制片业的发展，整个电影产业就会运作起来。[13]这对电影产业而言，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此后，电影院开始在虹口地区多起来。

        1919年上海影戏院分布图（参见图1）很清楚地反映出当时电影放映的主要场所的位置分布以及开业时间。苏州河以北的虹口地区，尤其是北四川路一带，是当时电影放映的中心区域，分布着虹口、维多利亚、爱普庐和爱国等多家影戏院。 苏州河南岸的电影放映主要附属于游乐场，分别是：新世界屋顶花园，先施公司屋顶花园，大世界影戏场以及花世界。游乐场所处的位置不仅是上海租界的地理中心区，还是上海的城市商业中心区以及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作为新兴的娱乐方式，电影在尚未形成自己专属的消费群体之前，可以依托游乐场的庞大人流量，尽快地得到推广。此外，雷玛斯于1914年9月8日在静安寺路（卡德路东）创建夏令配克影戏院。这是第一家开设在上海西区的电影院。[14]除了上述的区域之外，华界的南市也分布着一两家电影放映场所。南市是上海老县城所在地，在元明清三代一直是上海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稠密。虽然在开埠以后，南市在城市建设方面落后于租界地区，但它仍旧是上海市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位于老西门中华路上的共和影戏院于1915年开幕，为老城厢里最早放映影片的戏院。此外根据当时的报纸广告可知，南市于1915年-1918年间还曾存在一家名为“海市蜃楼电光活动影戏园”的电影院。这两家电影院主要面对的都是中下层阶级的消费者，票价也比较低。

图1：1919年上海租界内电影院分布图 [12]

(Map data sheet)

进入20世纪20年代之后，普通观众经过数十年的熏陶，开始慢慢走进影院。电影获得越来越多的媒体资源的关注[15]，不再像以前需要依托其它中国人经常光顾的娱乐场所来进行推广[16]。这一时期电影院数量显著增多，放映业开始处于稳步上升时期，但是这一时期在上海，确切地说是租界的中心地带，出现了许多独立的电影院。如1926年的电影院分布图所示（参见图2），作为电影放映中心的虹口区继续发挥着巨大的辐射作用，并向宝山区延伸，在华界和租界交界区域出现了多家电影院。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租界的中心地带，公共租界的中区和西区，专门电影院的数量开始增多，譬如卡德、卡尔登、北京等影戏院；法租界的电影院数量虽然不及公共租界多，但是也有两家电影院—位于霞飞路捕房区的恩派亚大戏院和位于麦兰捕房区的中华大戏院。

图2：1926年上海租界地区电影院分布图

（Map data sheet）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上海外部政治形势趋于稳定，上海特别市政府的成立更是推动了上海城市，特别是华界地区的整体发展，南市和闸北地区的城市化速度显速加快。从经济上看，20年代后半期，上海市民的收入是20、30年代最稳定的时期。30年代上海电影院的建设进入高潮，公共租界档案显示，1928年工部局就收到6份建立电影院的申请。[17]华界的电影院数量也在1932年达到最高，为8家（参见图3）。[18]可以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上海的电影院进入大规模发展的时期。1927-1932年1月底这段时间内，上海电影院保持着惊人的增长速度，根据笔者统计，这六年中，上海新开设电影院达20多家[19],其中公共租界内新建的影戏院约11家左右，诸如界内东区的长江影戏院，百老汇大戏院及东海大戏院；中区的光陆大戏院，皇宫大戏院，新光大戏院以及浙江大戏院；西区的明星大戏院和大光明大戏院[20]；北区的好莱坞大戏院及山西大戏院。法租界共兴建10家，分别是位于小东门捕房区的东南大戏院，福安大戏院，位于霞飞捕房区的共舞台影戏院，南京大戏院和黄金大戏院，位于中央区的光华大戏院，国泰大戏院，巴黎大戏院及兰心大戏院。[21]华界大约有5家，分别为位于南市小西门蓬莱路的蓬莱大戏院，以及位于虹口区北四川北路的月宫影戏院，南华大戏院，广东大戏院，及上海演艺馆等，越界筑路地区1家，即于1927年开幕的奥飞姆大戏院。

图3：1932年上海租界内电影院分布图

（Map data sheet）

    然而， 1932年初发生在上海的“一·二八”战争给中国电影工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这场为时一个多月的战争中，设在闸北、虹口这一带的如“上海”、 “友联”、以及“联华”第四制片厂等制片公司均毁于炮火，被毁的电影院则有新爱伦影戏院[22]、上海大戏院、奥迪安大戏院、世界影戏院、闸北影戏院、中兴大戏院、宝兴影戏院等，其中设于四川路上的奥迪安大戏院是由华商投资建造的当时上海最雄伟最豪华的一家电影院。这些制片公司和电影院被毁后，迫于经济原因大多未能重新建立起来。[23]1933年华界电影院缩减至4到5家[24]，此后虽然不断有电影院开业或关门，但整个30年代华界乃至上海总的电影院数目再也没有达到1932年的规模数量。虽然虹口区内仍有新的电影院相继落成，所以该区域电影放映业的发展并未停滞，但与苏州河南岸的租界中心地带相比，则开始渐渐处于下风。苏州河南岸的公共租界中心地带，一批装潢豪华的电影院相继建成，譬如1933年花费百万金重建的大光明以及八十万金建造的大上海。变化最大的当数法租界，在霞飞路沿途的区域出现了数十家电影院，且设备和装修也较前更为新式，而两家首轮影院—国泰大戏院和南京大戏院更是引领时尚之风。根据当时的杂志宣传，每日平均有三万五千观众[25]。上海的电影事业蓬勃发展，中国的电影业步入它的第一个黄金时代[26]。

图4：1937年战争未爆发之前上海租界电影院分布图

（Map data sheet）

   尽管如此，电影业欣欣向荣发展的外表却无法掩藏经济的衰退。20世纪30年代前期，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陷入万劫不复的局面，随后爆发的中日战争更是促使这种局面进一步恶化。[27]在此境况下，中国的电影院建设明显放慢，根据笔者的粗略统计，从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到1936年之间，虹口区共有3家新的电影院落成[28]，公共租界的东区有2家[29]，西区2家[30]，中区2家[31]，法租界2家[32]，与1927年初到1932年1月底这段时间相比，整体上电影院数量的增长速度开始呈下滑趋势。直到1936年-1937年上半年，电影业才逐渐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刚有起色，日本侵华战争却全面爆发，不久“八·一三”事变发生，上海电影业的发展又一次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更严重的是与这次事变相伴而来的是事关民族存亡的危机，这对上海城市的电影业乃至娱乐业都给予重创。

图5：1942年租界内电影院分布图

（Map data sheet）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华界以及公共租界苏州河以北的区域沦入日军之手。战争伊始，两租界宣布戒严，大部分商店停止营业，公共车辆全部停驶[33]。受战争牵连，苏州河以南的许多影戏院不得不中断营业，有一些甚至被改为难民避难所。[34] 根据工部局的统计数字，1937年战争爆发后租界内仅有25家电影院，比1936年减少了12家。[35] 这些迹象无不表明上海的电影业陷入惨淡的局面。

       不过，这种战时困境不久就被扭转。随着战争的推进，居住在闸北、虹口等处的外侨和中国殷实之家，纷纷涌进苏州河南岸的租界内。沪宁、沪铁两铁路沿线的大地主、大豪绅也都不断集中到这个“中立”之区来。因此，尽管租界外炮火亘天，杀人盈野，租界人口却在直线上升[36]。 1938年下半年，两租界的人口从战前的167万膨胀到了400多万[37]。大量难民的涌入，扩大了市场需求，同时大量的资金又涌入租界寻求庇护。租界内的经济活动逐渐得到了恢复，同时民众强烈的文化消费需求也刺激了电影业的复苏。由于人口和资金的骤增，上海的大众娱乐业竟然出现了“畸形繁荣”的局面。中日之间的对抗于1937年11月份结束，但早在10月份的时候，部分电影院已经开始营业[38]。工部局的统计数字显示，1938年年底，租界内的电影院从25家恢复至35家，1939年增长为40家，已经超过战前租界内的电影院数量。1941年更是达到48家，其中法租界的电影院数量达到13家，亦超过其界内战争前的电影院数量。[39]根据笔者的统计结果，这些统计数字应该是将苏州河北岸原公共租界区域内的电影院数量包含在内的，日军占领上海之后，华界的电影院多被日军所征用，但由于日方承认治外法权的存在，公共租界被日军所占领的苏州河以北的区域内多家电影院诸如融光大戏院、威利大戏院及东海大戏院等[40]在太平洋战争之前仍然得以正常营业。大概因为战争的影响，新建的电影院几乎全部分布在苏州河南岸的租界内。根据笔者的统计（参见图5），公共租界1938到1943年间公共租界内新开的电影院大多数分布于界内西区。[41]法租界新增戏院多位于法租界的霞飞路捕房区、中央捕房区以及福煦路捕房区。[42]

图6：上海法租界区域显示图

（Map data sheet）

经过上述描述，可以看到20世纪初到40年代上海的电影院的分布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从1910年代到20年代初，电影最初主要分布在苏州河以北的虹口区，并以此为据点向宝山区延伸[43]，苏州河南岸的电影放映场所多依附于大的游乐场。20年代中后期，虽然虹口区依然是上海的电影放映中心地，不过电影放映中心开始跨过苏州河岸，向南部迁移。苏州河南岸公共租界界内的电影院多分布在中区跑马场附近的南京路，浙江路，宁波路附近一带，西区静安寺路沿途。法租界的电影院多分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接处的爱多利亚路（今延安东路）、福熙路（今延安中路）及霞飞路上（参见图6）。苏州河南岸的公共租界的和法租界成为电影放映的中心，尤其是在1937年战争爆发之后。对于造成租界内戏院分布的原因，综合考察起来有很多方面，如上文所述，战争因素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外部因素，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原因造成如此的分布呢？

二、租界内电影院空间分布变迁的原因探讨

（一）、管理当局的政策

租界当局于界内城市建设都有一定的规划，法租界当局以建设宜居城区为目标，城区的规划为以居民住宅为主，公共租界则是提供一个经济发展不受限制的环境[44]。依照这样的发展定位，两租界当局都对界内的各种产业分布进行了初步的规划，这些规划势必会影响其管辖区域内电影院的分布。相对于公共租界而言，法租界当局对电影院建设干涉更大。公董局于1924年开始实施《分类营业制度》，对界内各类营业进行管控。该章程依据各类营业对居民生活妨碍的轻重程度，将其分类。分类营业委员会、董事会对分类营业处进行审查， 还会针对每个场所（包括营业规模、生产性质和内容，甚至包括经营者本人的道德情况）和周边街区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和权衡[45]。其中休闲和服务业隶属于丙种，主要包括咖啡馆、小酒馆、电影院等，这类营业对环境危害最轻[46]。在法租界，丙类营业场所主要位于住宅中心区的马斯南路、霞飞路及附近街区（参见图6）。从历年电影院分布图上可以看出法租界的电影院尤其是档次比较好的电影院多分布于这些区域。

公共租界并没有实施分类营业制度，而是依据《土地章程》制定的相关附律对娱乐场所包括电影院在内进行管控[47]，主要通过发放营业许可执照,对界内影院的建造和电影的放映实施有效控制。根据《电影院执照章程》和相关档案，工部局在建造影院时，主要考虑两点：一是建筑物的消防安全问题，二是电影院周围的交通问题以及附近居民的意见。[48]由于人们看电影通常需要乘坐交通工具，因此在电影开场或散场前后，会对周边的道路造成一定的拥堵，影响交通。故电影院附近不仅需要停车的场地，而且相邻的马路也要足够宽敞。当局有时会通过拓宽马路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街道拓宽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1925年，有人申请在南京路上重新开设电影院，但工部局考虑到附近的一些场所诸如卡尔登咖啡馆，奥林匹克大戏院（即后来的夏令配克大戏院)和爱普庐大戏院所造成的交通问题，因此虽然工部局当时筹划对南京路实施加宽工程，但最终还是拒绝申请人的这个请求，但允许申请人在外滩路上开设电影院的请求，因为后者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停车[49]。随后，申请者提议将拟开在南京路的影院规模缩小，而且特意指出他们的戏院主要针对的是普通观众而不是乘坐出租汽车来观影的富裕阶层，因此不会引起堵塞交通的问题[50]。最终这个建造电影院的申请被批准但前提是电影院方面需要在交通问题上和建筑方面密切配合警察当局的工作[51]。

除了道路交通问题之外，工部局在颁布建造电影院的许可证时，也会考虑到电影院周边环境以及周围机构或居民的意见[52]。譬如1927年，有商人意欲在山东路和福州路交叉口修建一家影戏院[53]。这个提议遭到山东路上仁济医院（Lester Chinese Hospital）的强烈反对[54]。最终工部局以维护公共利益从而拒绝颁发建造许可证[55]。以上案例表明电影院方在选址的时候不可避免需要考虑行政当局的管理条例，并遵从当局的指导意见。不过，电影是一门产业，这一性质决定了电影院必须要盈利，因此这也是院方选址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而电影院盈利的关键所在辐射区域足够大，能够到达更多的目标受众。

（二）、人口密度

    在城市地理学中，城市人口的数量及其密度是定义城市的重要指标[56]。近代上海因为工业增长对人口产生了较大的需求，且因其他各种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所以造成大规模人口迁移。上海第一次人口增加是太平天国时期。从1855到1865年，上海人口大增，两租界共增11万人[57]。1920年代以后，南涝北旱灾害不断，加之军阀连年混战，造成大量移民将上海作为首要迁移的目的地城市。各地移民的涌入，使得上海的人口以跳跃式方式增长。

   租界开埠之初，城市格局还沿袭着传统的习惯，住宅多为商住两用[58]，租界上大部分人口都集中于中区的繁华地段（参见图7）[59]。东区、北区[60]的提篮桥、北四川路一带的人口是不太多的。进入20世纪，随着城市区域的急剧扩大，城市功能区逐渐分化，城市人口日常活动的空间规律逐渐形成，人口居住区逐渐与商业区逐渐分离。随着人口的持续增加，城市商业的进一步繁荣，以南京路为中心的公共租界商业区的房地产价格不断飞涨。[61]商业中心区内的里弄住房房租也不断攀高，使越来越多的普通市民难以承受，逐渐移住到边缘区域。东区、北区逐渐繁荣起来，人口亦逐渐大量增加，到了1895年，东区、北区的人口数与中区的人口数几乎是相等了，这表明东区、北区人口的增加速度是远远超过中区的，此时公共租界67.5%的人口集中在中区、北区。

   至1925年,在界内总人口增长一倍多的前提下,中区、北区人口比例降为38.9%,而东区、西区人口比例上升为61.1%；而到了1935年，中区的人口数仍不过是13万余，与1900年相比，在35年的时间内仅仅增加了将近2万人。但在同一时间，东区几乎增加了40万人，西区亦增了30余万人。与东、西区人口迅速增加的情况相比，中区是望尘莫及的，由于人口增加的速度不同，所以到了公共租界的最后阶段，亦即1935年，界内70%的人口完全集中于东、西两个区之内。[62]至20世纪20、30年代，在法租界西区的霞飞路两侧、公共租界西区的静安寺周围及迤西广大区域、北区的四川路两侧的虹口一带，已是连接成片的相当成熟的居住区域。[63]人口密度是电影院设址的重要依据之一，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早期的电影院会聚集在苏州河北岸，而从20年代开始，公共租界东西两区电影院数量随着区域内人口的增长也发展迅速的原因。根据笔者的研究，在1920年到1932年，不包括露天电影院在内，东区新建影院约5家，西区约6家。

图7：1899-1943年间公共租界行政区域划分图

（Map data sheet）

    法租界东部地区是著名商业区和最早开发的华洋杂居区域,聚集度最高，人口密度较高，自扩张后,面积远超旧区。但新的中区和西区基本以高档住宅区为主,人口密度相对较低。1936年法租界人口总数为454，231人，其中小东门捕房区为7,370人，麦兰捕房区为64,153人，霞飞捕房区为154,692人，卢家湾捕房区（即中央捕房区）为181,688人，福煦捕房区为71,570人，贝当捕房区为24,758人（参见图8）。[64]可以看到，法租界人口大量集中于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以及卢家湾地区。在这两个人口密集的地区，不仅营造了一大批比较舒适的住房，还构筑了公园等游乐场所，法租界的电影院也多分布于此。

图8：1914-1943年间法租界行政区域划分图（1914-1943年）

（Map data sheet）

    当上海周围和其他地方发生战乱、灾荒等情况时，上海就会吸收和容纳众多的外地人口；而当外地恢复平静以后，上海又将相当一批人口释放出去。来而复去的民流，一方面给上海带来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 各种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人才，大量的发展资金，和大批的消费者，给上海造就了发展契机。[65]因此，在日军占领上海华界期间，根据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侵占租界后的1942年2月1日的调查结果，公共租界人口是158万余，法租界人口为85万余，上海两个租界的人口激增了78万余人。[66] “城市人口的增加，不仅使实物商品市场扩大，服务业、娱乐业等非实物商品市场也同时扩大。[67]”源于此，租界辖区内的电影业不仅没有因为战争而停滞，反而因为庞大的消费人口而异常繁荣。人口的急速增加为电影业的“畸形”发展提供了最根本的条件，而电影院级别又和辐射区域的人口性质有一定的关系。

（三）人口结构

如前文所说，电影院最初的发展和上海的外国人有很大的关系。自美国人将苏州河以北的虹口地区辟为美租界以后，居住于虹口地区的外国人亦属不少。例如，1870年住在公共租界南京路一带地区的外国人为908人，而住在苏州河以北的虹口地带亦有609人之多。从1870年以后的数十年中，公共租界中区（南京路一带）的外国人人数并没有增加得很多，而界内其他各区包括北区（虹口一带）、东区（杨树浦一带）、西区（沪西一带）以及越界筑路等地区都有大量的增加，其中尤以北区的外国人人数增加得特别多[68]。例如，1935年公共租界中区的外国人人数不过是1，418人，仅占公共租界中外国人总人数的4 % 弱，而北区的外国人人数就有11，484人，几乎占到30%。越界道路的外国人人数亦是超过了1万人，足见当时公共租界的外国人集中在这两个地区的人数就超过了半数。[69]这或许可以解释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早期的电影院多分布在公共租界的北区。[70]推究其原因，这与虹口区独特的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租界开辟初期，就曾有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的领事馆设于此地[71]，近代文明对虹口民众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自由开放的氛围，对中西文化的交通起了催化的作用。其次，与苏州河南岸地价高、商业繁华的租界中心地区相比，早期的虹口地价较低，文化教育事业较有基础，吸引了大部分的居住人群。洋行、金融机构、工厂和其他机构数量大幅度增加，虹口地区外国侨民聚集人数激增，形成了新兴的城市娱乐消费市场，因而对现代娱乐业产生极大的市场拉力，从而成为20世纪初期战时上海现代娱乐文明的一个重要地区。再者，因为在这一时期，电影院中的观众，十分之九是外国人，华人往观者尚不多。[72]根据1920年的统计，居住在虹口区的外国人大概有10097人，约占上海外国人总人口的43.32 %。[73]雷玛斯之所以在公共租界西部设立夏令配克影戏考虑到此地是外国人聚居地之一。

除了外国人之外，虹口区早期电影业的繁荣也和旅沪的广东人存在一定的关系。由于广东对外贸易开展比较早，外商洋行中的中国买办，广东籍的不少。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外商洋行在上海设立分行，大量广东籍的买办和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商人纷纷到了上海，因此，上海的广东人口自开埠之日起就比较多[74]。今天的天潼路（四川路到河南路一段）以前曾叫作“广东街”，是因为广东人在此附近集居而得名的[75]。在20年代左右，居住在沪的广东籍人大概有5万多，其中大约有60 %的人口居住在虹口区[76]。和上海其他地方的居民不同的是，彼时很多广东人都去过国外，且早已接触过电影，因此对电影的接受度相较于其他地区的人来说比较高。此外，早期在上海从事电影院经营活动的除了西人之外，其余大都是广东人。早在1913年，粤商邓子义开始参与电影院的投资活动。帮助英国商人林发收购鸣盛梨园，建成爱伦活动影戏院，1916年更名为新爱伦影戏院。邓子义是新爱伦影戏院的股东之一。1917年，邓子义联合另一位广东商人曾焕堂购入位于北四川路上的中华大戏院改建成上海大戏院，作为新爱伦影戏院的分院，这是华商创办的第一家电影院，上海大戏院的股本“多出自粤商曾焕堂” [77]。雷玛斯的经理西班牙人古藤倍曾建中国影戏院于梧州路及共和影戏院于方浜桥。1922年11月下旬，古藤倍氏被人暗杀，共和影戏院于是售入粤商潘澄波之手中。[78]1925年，英美烟草公司买办粤商郑伯昭出自兴建奥迪安大戏院，是20年代上海最豪华的电影院。郁幕侠在《上海鳞爪》一书中就曾十分明确地指出，上海影戏院“多粤人所办” [79]。这些事实从另外一个方面印证了广东人对电影的接受程度非常高。这也许是促使早期影院较多偏离租界中心地带而集中于苏州河以北虹口区的原因之一。一直到20年代，当上海电影院的数量比10年代增加了1倍还多的时候，上海人讲“到虹口去”即意味着“看电影去”，一直到今天，海宁路四川北路仍是上海影戏业最集中的地方。[80]

根据上文可知，公共租界东西两区的人口较多，这固然和其自身面积相关，但也与各区人口性质有关。1900年前后，公共租界的中区不仅是上海的商业中心，而且也是全国的商业中心。20世纪后,城市工业区的兴建,使产业工人迅速取代手工业者成为上海都市区体力劳动队伍的主体。这一城市居民就业分布的结构性变动,使租界华人的居住分布相应改变。随着近代工业经济的发展，在公共租界中心商业区的外围，还逐渐形成了几个工厂企业相对集中的工业区。1900年以后，公共租界东区和西区成为新兴的轻工业区域，当时全上海的大部分轻工业工厂都设在这两个区内，这两个区的轻工业不仅占全上海轻工业70 % 到 80 % 的比重，而且在全中国也占着半数以上的很重要地位。由于工业的高度集中，工人及其家属当然亦集中在这两个区。[81]近代工业化对人口的吸附作用,从租界华人的居住区域分布的变化上得以反映出来。特别是黄浦江北岸的沪东工业区和苏州河南岸、曹家渡一带的沪西工业区，在20世纪前期，已具相当规模。在这些工业区域附近，逐渐形成的成片的劳工住宅以及大量的棚户住宅又构成了人口众多的贫民区。[82]

这些工人是否有时间和有经济能力去一些娱乐场所进行消费呢？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向无周期性休息的习惯。[83]但是随着外国人生活方式的传入，上海人也开始学西人学习，人被从工作中释放出来，8小时的工作之外，享受一些有限的娱乐。[84]国民政府成立后，颁布了工厂法，成年工人每日实在工作时间以8小时为原则，如因地方情形或工作性质有必须延长工作时间者得定至10小时。[85]同时，30年代初，上海市政府对上海地区工人家庭消费情进行调查[86]，研究指出：娱乐费一项，平均每家全年2.40元，占杂项类费用2.1%。[87]虽然数额不多，但是却可以确保每个家庭成员都有机会参与娱乐消费的。当时放映三到四轮影片的电影院,如荣金大戏院、西海大戏院、黄金大戏院、东海大戏院、浙江大戏院和明星大戏院等电影院最低票价为2角，有些影院甚至售价1角。因此在东西两区工人集中的地方，可以看到一些专门以他们以目标受众的轮次比较低的电影院，譬如1929年2月1日于海门路144号揭幕的东海大戏院以及1932年9月9日于新闸路701号上宣布开业的西海大戏院。两家影院均走底层路线，放映三四轮外国影片，从营业持续的时间来分析，营业状况很好。依据当时的报纸广告，可知各大游乐场价格最高都不超过2角。因此，这些娱乐项目都是普通工人能够消费得起的活动。但对于生活在上海社会底层的广大“苦力”来说，看电影也许依然是奢侈的文化消费。根据朱邦兴的调查，在沪西一带的工人看电影的很少，如果看的话大半都到新闸路的西海，看一角钱的座位。钱不多的便到大旭里隔壁荒场，俗名沪西大世界又叫地舞台（综合游乐场）。星期日的时候还有不少是跑南京路的。[88]

1936年法租界外国人口的总数为23，398人，其中集中于卢家湾捕房区的就有10，012人；集中于福煦捕房区的亦有8，535人。而在小东门捕房区和麦兰捕房区的仅占589人。这就说明，当时法租界外国人人数的80%是集中于现今的淮海中路和淮海西路一带。[89]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东部所形成的商业繁荣、洋行林立的以市民工作为主的区域相对应的是,法租界中西部地区逐渐成为中高层次居民居住生活为主的功能区。

    欧美侨民多居住于中央区北半部霞飞路、亚尔培路、环龙路、蒲石路、迈尔西爱路、福煦路一带, 以霞飞路两侧最为密集。由于多国欧美侨民在此聚集,且较为富有,与其本土文化和生活习俗相适应的商业店铺、公共活动和娱乐休闲场所也在此分布广泛,众多外侨团体也在此活跃。[90]法租界中央区作为高档的生活社区,居住在这里的市民消费能力自然不低。因此虽然这片区域的电影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起点很高,拥有一批等级比较高等级的影院，典型的例子是国泰大戏院。国泰位于霞飞路欧美侨民聚居与活动区,作为首轮电影院，国泰大戏院这家高档影院的观众多为外国客人。[91]

（四）、电影院空间分布与交通的关系

    通过对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影院分布主要遵循的就近原则，主要是围绕着人口密度大目标受众多的区域所建，这种现象在电影院早期的发展中尤为突出，当时的电影院位于人口密度大的外侨生活区。但是人口的区域分布以及变迁又和交通因素密不可分，而且随着城市的发展以及交通方式的变化，市民的娱乐活动空间日益扩大，进而引起城市娱乐分布格局的改变。因此可以说，人口的区域分布，交通因素与娱乐场所的分布互相影响。

      根据前文可知，近代上海随着移民的不断涌入,其人口最初高度集中于租界的中心区域，随后出现向周边地区扩散的趋势。在公共租界,自英美租界合并后,整个界域被划分为东西北中四区。初期界内大部分人口集中居住在以南京路为中心的中区和以北四川路为中心的北区,随着租界的逐步发展,提篮桥和杨树浦一带的东区和西藏路以西地区人口大量增加[92]。法租界亦是如此。初期,5万多人集中居住在英租界和城厢之间的狭小地带。随着界址不断向西扩张,人口数量增加,居民开始分散居住。1936年,法租界内人口47万,其中约三分之一集中在霞飞捕房区,三分之一集中在卢家湾捕房区,另外三分之一则分散居住在小东门、麦兰、福煦、贝当捕房区。上述人口的区域分布及其变化趋势,是各外商公共交通企业进行营运线路布局的主要依据[93]，因此可以说，人口的区域分布对道路交通的发展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1908年3月5日，由英商经营的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正式营运。是年7月，法租界第一条有轨电车也正式营运。无轨电车的规划始于1914年，到1927年底，市区辟有有轨、无轨电车线路共32条。[94]至1920年代, 为了改善日益扩展的租界边缘区域、越界筑路区域与界内其他繁盛区域之间的日常交通，公共租界当局开始筹划公共汽车工程。[95]1927年2月,法电的公共汽车线路也开始营业。[96]1913年8月11日，华商第一条有轨电车也正式通车。第一条电车路线从法租界东捕房到江南制造局，后来又环城延伸至中华路和民国路。乘客可以根据自身经济情况不同购买不同等级的车票。车票最贵的每段12分，最便宜的2分。[97]

    在20世纪初英商电车兴办之初, 公共租界的交通线路主要分布在人口密度最高的中区和北区。[98]然而,随着东、西区人口密度的逐年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的外侨和中上层居民逐渐向西至北京路相连之爱文义路、南京路相连之静安寺路、爱多亚路相连之福煦路一带以至更远的区域移居,甚至达虹桥路一带。英商电车公司向这些区域开辟或延伸电车线路的倾向也愈加明显。止1933年,在英商电车公司总共开辟的20条电车线路中,通往东、西区的线路有十条之多。[99]学者牟振宇也指出有轨电车发展产生的直接影响是，法租界独立式住宅开始沿着交通路线从重庆南路向西延伸。[100]

    从20世纪初起，上海市民出行方式已由轿子、马车、人力车，过渡到电车、汽车和出租汽车的时代，市民出行方式的变化，使出行距离得到空前提高。根据楼嘉军的研究，城市娱乐场所的空间布局上通常是在城市的中心地区，与城市内居民的分布成相等距离递减。开埠以前的上海县城就是这种传统的分布结局，娱乐场所主要分布在紧邻县署的城隍庙周周围地区。现代城市道路系统的形成，改变了娱乐场所传统的向心分布格局，改为沿交通干道进行线性分布的结构状态，从而导致市民外出从事娱乐活动不再承袭千百年来走向圆心运动的传统惯例，而是借助于各种现代交通工具，沿交通道路作有规律的线性流动[101]。电车、公共汽车的开通,为广大市民在闲暇之余的娱乐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且公共交通线路的开辟,一般都是要经过重要或知名的公共娱乐场所，从而推动了娱乐业的发展。如公共租界的1路有轨电车从静安寺到虹口公园,沿途的影戏院就有卡德影戏院、夏令配克影戏院、大光明及卡尔登影戏院、新中央大戏院、爱普卢影戏院、上海大戏院、奥迪安大戏院等七座之多。

    在城市商业行业的规模和种类日益扩大的基础上, 因为人口的密度和交通工具的发展，继早期的南京路之外，不少著名的商业区相继形成，霞飞路和四川路两旁的商行与店铺鳞次栉比，商品争奇斗艳、琳琅满目。此外,静安寺、城隍庙、曹家渡等街区也是店铺汇集,形成了一定的商业规模。商业的繁荣又引发城市人口的日常流动,沪上公共交通企业,特别是租界的外商公交企业一开始就把人流量很大的主要商业网点作为其开设营运线路的主要依据。[102]华界的市办公共交通机构公用局公共汽车管理处也认为,拟定公共汽车路线的基本原则是“须经过公共机关、热闹市场、有名公共娱乐场所”[103]。

   娱乐场所还通常选址在交通便利的地方。1924年上海静安寺路圣乔治饭庄花园的圣乔治露天影戏院开业，当时萧汉生氏经营的公共租界内唯一路线的公共汽车的起点就在圣乔治门口。[104]苏州河北岸的东熙华德路沿路早期通行有轨电车，交通便利，曾分布着三家电影院。[105]公共交通线路的开通,不仅给广大普通市民的生活提供了便利,而且也带动了他们的娱乐休闲的愿望与意识。丽都大戏院开业之时，就将学生作为自己的目标观众。但学生一般都经济都不太宽裕，因此影院方特地在戏院的开业宣传文字后面附上电车，公共汽车，无轨电车三种交通方式[106]，以此来吸引学生。

    在交通工具不甚发达的时期，有轨电车、无轨电车等交通路线的开拓，拓展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为居住区与商业娱乐区的分离创造了充分条件，加速了近代上海都市化步伐的进度，使得电影院的辐射空间越来越大，对于娱乐的繁荣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那么在城市中，究竟什么样的人群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呢？在三十年代对上海工人生活程度所做的调查研究中，参与调查的305户家庭平均每家全年的交通费用为5.37元，或平均每等成年1.64元，占杂项类费用百分之4.8，其中因往返乡里而用去的旅费，平均每家2.80元，其他如乘电车人力车渡船及寄信等费用共计2.57元，换言之，居处与工作处所的往返，大率是步行的。305家中有旅费支出的凡84家，占27.5%，有其他交通费的269家，占88.2%。[107]可见,对于一般工人来说,每天乘坐电车上下班绝对是一种奢侈。于是他们往往只好聚居在工厂周围的棚户简屋里,成为电车公司开辟线路时可以忽略不计的社会群体。因为“根据以往经验,工厂工人很少乘电车”。[108]但是这部分消费群体为影戏院业主所注意到。因此这就很容易理解当时三四轮电影院大都位于工人聚居地附近。根据当时车票价格来分析，乘坐电车或者汽车上下班，低收入阶层的经济能力还无法承受[109]，所以坐车出行的主要是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市民，及低收入群体中的上层市民，还包括部分中低收入的外国人。鉴于此，可以理解二轮影院多并没有傍依居住区修建，而是多位于辐射范围广交通便利的区域。在公共交通快速发展的同时，适合于城市中上层收入群体出行需求的出租车行业也得到飞速发展。1937年，上海全市有出租车公司44家，拥有的出租车约有1000-1200辆，有职工约2万人，平均每日接待游客35984人次，全年载客高达13134160人次。显然，出租汽车已成为上海城市公共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相当多的中上层市民外出娱乐和开展短途旅游活动所选择的交通工具。[110]源于此，租界当局在审批以中上层市民为目标受众的电影院的建造申请时，通常会考虑到影院周围的交通状况以及是否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停车，以免造成阻塞。

（五）、电影院分布与文化空间的关系

从上文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电影院的经营者在选择地点的时候不是随机的，而是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做出的选择。除了上述的因素之外，其中影院选址所在周边地区是否能够建构持续稳定而又活跃浓厚的文化娱乐氛围也是电影院建造者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之一。譬如前文曾提及的1925年一业主申请在南京路建造影戏院的案例，业主宁愿接受工部局的苛刻规定，也不愿意考虑工部局将戏院设在外滩的提议。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南京路和外滩这两个区域的地价不同故地租也不同，这势必会影响影戏院业主的决定。但如笔者在前文已经提及的，地价对电影院的位置选择并非决定性的因素，这一论点在此处仍然适用，南京路和外滩的地价虽有差异但相差并不太远[111]，此业主之所以做这样的决定更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南京路和外滩这两个区域因城市功能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化氛围。作为十里洋场的中枢，外滩上分布着黄浦公园（Public Garden），汇中饭店（Palace Hotel）,英国上海总会，法国上海总会，光陆大厦（光陆大戏院即位于此）等文化机构与娱乐休闲设施，也遍布着各大银行的网点：例如汇丰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银行总行及东方汇利银行等。因此，该区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一个商务金融中心。然而与之毗邻的南京路则是有名的商业消费中心，这里集中了一大批的名店, 如先施、 永安、 新新、 大新等。这些百货公司和电影院、戏院还有咖啡馆、舞厅在新的都市空间中都是以休闲和消费为主要目的的场所。[112]此外，跑马场一带是公共租界内最早形成的商业消费区域和文化娱乐中心，在30年代的电影院分布图上（参见图3）可以看到，影戏院主要环绕着跑马场，并以此为据点，沿着南京路及静安寺路向西延伸，从而构成租界乃至上海主要的娱乐区域之一。在这里，电影院、咖啡馆、戏院、舞厅、公园和跑马场共同构成了该区域的都市文化中心，在外滩工作劳累一天的人们可以来到这里放松一下。在这些休闲娱乐氛围已经非常浓厚的地区开设新型的影戏院，在电影这种新兴的娱乐方式尚未被大众普遍接受的时期，能够起到广告推广宣传的作用，而在影戏被广泛接受之后，电影又与周围的文化氛围相得益彰，融为一体。

法租界的风光与公共租界有所不同。沿着主干道，跟随电车进入法租界，霞飞路显得越来越宁静而有气氛，道路两侧栽种了法国梧桐，各种风格的精致住宅也是鳞次栉比，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教堂、学校、法式公园，还可以看到电影院（譬如恩派亚、国泰、巴黎大戏院）、咖啡馆。当地的一个咖啡馆常客曾说，在霞飞路上，“没有摩天大楼，没有什么特别的大建筑“，但”醉人的爵士乐夜夜从道路两侧的咖啡馆和酒吧里传出来，告诉你里面有女人和美酒，可以把你从一天的劳累里解放出来”[113]。去电影院看外国电影不仅是种消遣，还能有一种与周围的异国文化氛围融为一体的舒适感。此处还以国泰大戏院为例（参见图9），国泰大戏院周围是皇家花园、凡尔登花园、阿斯屈来特公寓、华懋公寓等高档住宅区,这些都是国泰建造前后形成的外侨聚居处。隔路相望的法国总会更是法租界,也是全上海最高档的社交场所。西侧的亨利路圣母大教堂和东侧不远的尼古拉斯东正教堂,也都是俄侨最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作为首轮电影院，国泰大戏院这家高档影院与周围的文化环境是融为一体的，在这里观影，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上的享受，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图9：国泰大戏院方位图（绿色标为洋行，黄色标示为高级住宅区）

（http://www.virtualshanghai.net/Maps/eAtlas?ID=2053）

苏州河北岸的虹口区也是上海集商业消费、休闲娱乐及文化展示于一体的多功能中心之一。这里不仅分布着礼查饭店（早期电影放映场所之一），中西书院，东和剧场，虹口影戏院，昆山花园等娱乐休闲场所，也分布着东和洋行，日本电信局，及上海邮政总局等有名的商务场所。这一带的电影院大体上聚集在四川北路附近，形成虹口区电影文化娱乐圈，并沿着四川北路向华界延伸。租界外的明珠大戏院[114]、上海演艺馆、广东大戏院、上海大戏院，以及毁于1932年炮火的奥迪安大戏院都可以说是虹口区娱乐圈的延伸。[115]就连公共租界中区的光陆大戏院之所以要设在乍浦路桥头，也是为了和四川北路电影圈接近的缘故。[116]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虹口区具有浓郁的日本风情，尤其是在1932年一·二八和1937年八·一三事件以后，原住在虹口的中国人及其商店被驱逐，虹口的日本化日益加剧，成为名副其实的日本人街。日侨人数占据很大的比例，这一带的日本风情[117]，在吴淞路、海宁路、北四川路一带形成日本人的娱乐中心。那里有许多日本剧场，电影院，酒吧，舞厅，譬如1924年建成的日本式剧场上海演艺馆以及东和活动写真馆(东和馆前身) 还有大和活动常设馆[118]。 这三家电影院主要放映日本的电影，观众也以日本人为主[119]，中国人和西人是很少光顾[120]。日本占领上海后，虹口影戏院，维多利亚大戏院，威利大戏院、融光大戏院等为日本所征用，用于上映日本电影。

开埠初期，老城厢内外聚集着大量的演出场所，以酒馆剧场、传统昆曲和会馆戏台为主，处于城市娱乐中心地位，形成“老城厢剧场圈”。随着租界区域发展的崛起，剧场圈从老城厢开始向县城北方的租界区域迁移，形成了另一重要的剧场中心地—“戏馆街”剧场圈。但其所处地理位置的共同特点是均处于老城厢的北区周边，这体现出“戏馆街”剧场圈既是“老城厢”剧场圈的辐射拓展，又是上海剧场中心地的北向迁移。第一处戏馆街，位于老城厢的南市小东门，旧福建路（今枫泾路）和洋行街（今阳朔路）附近，第二处戏馆街是旧郑家木桥路（今福建南路）的“卜邻里”街区，第三处戏馆街是民国前后的旧吉祥路（今江西南路俗称）附近。[121]在地图上可以看到法租界的东南大戏院正位于小东门地区，而法租界最早的影戏院capital theatre则正是位于吉祥路。[122]这些地点的变迁反映出来两个事实：首先，法租界的娱乐场所可以说是华界老城厢地区娱乐场所的延伸，反映了华界文化娱乐场所向北过渡迁移到租界的发展趋势；其次就是影戏院一般都建于文化娱乐氛围浓厚的区域。

同样地，百乐门大戏院和大沪大戏院附近有愚园和哈同花园等休闲娱乐场所，美琪和平安大戏院附近有徐园和麦边花园，沪光大戏院附近则是大华舞厅，花园，住宅区。总的来看，影戏院大多数位于城市文化氛围浓郁的商业消费区和风景旖静的住宅区。商业区主要集中在市中心地段, 有著名的南京路、 霞飞路、 四川路等商业街，这些区域集中着很多影戏院。公共租界西区和法租界是晚清上海的高档住宅区, 大量的别墅和花园洋房集中在这两个区域，这两个区域分布着一些等级比较高的影戏院，譬如大光明和国泰大戏院。工业区位于城区的外围，整体文化消费氛围不足，虽然也分布着几家电影院，其级别却都比较低，譬如黄浦江边的全市最大的工业制造区—杨树浦, 以及沪西苏州河边和法租界的南面的肇嘉浜一带。

首轮电影院通常位于比较繁华的区域，多以上演西洋影片为主，观影者多以外侨居多，与周围的咖啡馆公园的异国文化氛围融为一体，能进高档电影院看电影的华人，也多为有钱、有身份地位者：“头轮外片观客，多附上大贾，闺阁名媛。...”。一般华人则多沦为二三轮电影院，而下层阶级的市民只能在郊区的放映场地观看已经磨损的拷贝。不同等级的电影院对应不同的观众群体，国泰多“外国客人”；巴黎多“罗宋阿大”，光陆多“洋行职员”；丽都、金门多“大、中学生”；新光、金城多“女学生”和舞女。[123]人们在一轮的大戏院与简陋的三四级电影院得到的体验是否相同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三：结  论

  电影这种娱乐形式早期并无专门的放映场地。虽然《申报》早早地刊登了关于电影的娱乐广告，但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一切尚在萌芽阶段，此时电影还未形成自己专有的庞大观众市场。因此，与其他娱乐活动混杂出现在同一个娱乐场也很正常，由于它并没有吸引太多媒体资源的关注，基本上还是靠口耳相传来获得影响力。最初采用巡演式的上映方式，去靠近自己的目标受众，慢慢地扩大自己的知名度。早期电影的观众主要由外侨以及一部分富裕的接触过西方文化的中国人构成。于是在独立电影院出现后，其选址通常锁定于人口密度大且是外侨聚集的地方，这凸显了电影院分布的一个规律—就是市民参与活动的就近性，将商品在消费者必须光顾的某个中心地供应，这种方式必定导致中心地或市场地的发展，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苏州河北岸虹口区会逐渐发展成为电影放映中心。[124]

    随着城市的发展以及公共交通的日益完善，商业区与居住区分离，人们的生活空间逐渐加大，同时，电影工业也日趋成熟，电影作品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看电影成为人们日常娱乐方式之一，电影院开始在市中心的商业区开枝散叶。根据电影院的分布变迁，可以看到它的发展不仅依赖于人口的分布，尤其依赖于人口在中心地内部的集聚程度，还依靠人们对电影的需求。这种需求则取决于人们的职业构成和社会结构以及富裕程度或收入机构。此外，电影院的消费还还取决于这种电影在中心地的价格。同时，具体交通运输条件也起着重要作用。此外，政治社会环境譬如战争也对电影院的分布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根据Davis的研究，在美国，出于发行的目的，较大的电影制作公司依据轮次—市场区—空窗期系统（run-zone-clearance system)[125]在本土设置了30个不同的市场。遵照该理论，每个市场包含不同的区域，每个区的电影院又按照上映轮次来划分（首轮，二轮，三轮等等）。在一般比较大的城市里，首轮电影院大都位于市中心，且上映新影片，票价通常也比较高；相比较而言，二轮电影院的票价比较便宜，他们主要位于城市的商务区，三轮以及以下轮次的影戏院收费更少，主要位于城市的郊区。通常情况下，电影从比较好的区域流向低一级区域的时间大概2-6周[126]。在上海租界内，首轮和二轮外片电影院多分布在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中心区域或繁华区域，三四轮影片主要分布在公共租界的北部以及东部，主要面对的是一些中下层阶级的市民，一些放映国产片的电影院或者是四五轮影院甚至没有轮次的影院主要分布在沪东、沪西、闸北工厂区和火车站，南市老城厢地区以及曹家渡等处，这些地方的工人和小商小贩聚居地，生活条件比较差，多为棚户区。这些地区各类新式公共文化设施极少，电影院也甚少，但有很多旧式茶馆、戏院。上海的电影院在1937年战争前的分布基本上呈现这样的特点，1937年的战争对电影院的分布有一定的影响，那就是大部分电影院集中在租界内，但是电影的放映等级系统并没有改变。

    虽然从表面上看，上海尤其是租界地区的电影院分布也符合美国电影的市场发展规律，但是细究其原因，两者又有本质上的不同。在美国，电影院的等级分布体现是一种经济行为，而在上海，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共文化空间，电影院的公共性却因人们的经济条件、生活方式和文化基础不同而局限于相当窄小的范围并呈现出阶级上的差别。傅葆石指出：这种等级划分的放映体系和殖民体制下的权力关系相互重叠。作为半殖民主义的空间表达，最好的首轮影院都地处外国租界的中心，而最低轮次的电影院则处于租界外中国人聚集的穷人区。而专门放映“西片”（主要来自好莱坞）的首映影院和次轮影院，都会比同样专门放映国片的首轮影院和次轮影院豪华、有名。[127]不同的影院提倡不同的社交礼节和观影习惯，这些都随着电影文化的传播而衍生出新型的文化方式。正如李欧梵所说：“电影院既是风行的活动场所，也是一种新的视听媒介，与报刊、书籍和另外的出版种类一起构成了上海特殊的文化母体” [128]。电影院从分级与地区分布，从一个很容易观察的角度，折射了当时上海社会阶级阶层分野的广度与深度。即便是在同一个城市，也可以看出租界和华界存在巨大的城市文化差异。在上海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等级的电影院里，来自不同阶层的人处身于不同的文化消费空间，从而产生出不同的文化磁场，并进而对都市文化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个问题值得在接下来的研究进一步探讨。

注释

[1] 本文中，若无特别指明，影戏院和大戏院都指电影院。

[2] 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第8页。

[3] 黄德泉：《电影初到上海考》，《电影艺术》2007年第3期。

[4] 最初，上海的电影院的中文名字都称为大戏院或者影戏院，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电影院与中国传统戏院的某些联系。

[5] Letter from American Consul-General to Secretary of the Foreign Trade Department,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SA, December 7, 1914, 档号：Records group (RG) 84, Vol.986,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下文缩写为NARA).

[6]日本当时有800家电影院，在美国仅纽约市就有500家电影院。Letter from Peacock Motion Picture Corporation to Hayden Nichols, American Consulate-General, October 14, 1925, RG84, Vol.1557, NARA; Letter from American Consul in Charge, Shanghai, China to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16, 1925, 档号：RG84, Vol.1557, NARA.

[7] 为绘制上海租界电影院分布图，笔者搜集整理了大量的资料，除档案资料外，还查阅了《上海研究资料》、《上海指南》等史料，并对《申报》从1897年到1943年间关于上海影戏院的资料进行梳理。根据整理的结果，粗略统计上海在1908年到1943年间大约修建100多家电影院，其中也包括一些在原电影院停业或被毁之后，重新在原有地址上修建的电影院。

[8] Letter from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to Associated Films,  October 1 1932, 档号： RG84, Vol.2288,  NARA.

[9]对于电影院分布空间方面的研究，汤惟杰、楼嘉军两位学者在这方面有所发现，但各有不足：前者在《重勘早起上海电影空间—以公共租界档案为线索》一文中，指出了早期电影院多分布于公共租界苏州河北岸的现象，但却没有分析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并且，此文的研究时间段也局限在1919年；楼嘉军的博士论文《上海城市娱乐研究，1930—1939》将重点放在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城市娱乐鼎盛阶段的基本情况的探讨上，分析了娱乐与市民生活方式、外部环境以及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由此大致勾勒出娱乐场所的空间分布特点，但对电影院空间部分的研究不够深入。汤惟杰：《重勘早期上海电影空间—以公共租界档案为线索》， 《艺术评论》2010年第6期。楼嘉军：《上海城市娱乐研究：1930-1939》，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4年，第21页。

[10] 关于租界内电影审查的问题，请参阅笔者的博士论文：《Pouvoir et espace: la censure cinématographique dans les concessions à Shanghai (1927-1943), Thèse de doctorat,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Lyon, 2014; 赵伟清：《上海公共租界电影审查（1927-1937）》，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

[11] 20世纪20年代以前，电影院主要分布在苏州河北部的租界内，进入20年代之后，苏州河南岸的租界内的电影院数目开始增多，故笔者选取1919年的电影院分布作为本研究的时间起点；同时鉴于笔者研究集中在租界界内，故本研究以租界结束时间为研究的时间截点。

[12]很多电影院的名字尤其是中文名字不断地变化，该地图中显示的为电影放映场所1919年的名字，括号里的时间为放映场所最初开业的时间，而不是该场所以此名命名的最初时间。

[13] 宋维才：《中国早期电影市场略考》，《当代电影》2004年第3期。

[14]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电影院的发展》， 北京 ：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541页。屠诗聘：《上海市大观》（下卷），上海：华美图书公司，1933年89，第40页（下）。

[15]公认的最早出版的电影刊物是1921年间问世的《影戏杂志》。到1949年，二十余年间出版的影刊，据统计大约有400种，其中约有70%发行于上海。这说明，电影作为一门新兴的艺术，已受到社会的热切关注。张伟：《西学东渐—晚清民初上海艺文界》，台北：要有光出版社，2013年，第92页。

[16] 杨村认为新电影院的兴隆发展可能导致了1931年起的游乐场的衰落。杨村：《中国电影三十年》，香港：世界出版社，1954年，第168页， 转引自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0页。

[17] Theatres Cinemas: Applications to Erect, 1928-1930，档号：U1-3-3545，上海市档案馆藏。

[18]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中文)，1932年，上海市档案馆藏，第145页。

[19] 此处的数据不包括在原址上改造翻新所修建的电影院及露天影戏场。

[20] 大光明电影院于1928年12月开幕，但于1931年9月歇业，随后经设计重建，于1933年5月重新营业。因此在1932年的地图上没有显示该电影院的地理位置。

[21]  兰心大戏院最初位于公共租界内的博物院路（今虎丘路），主要用于上演话剧，于1931年12月迁入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除继续用于话剧演出外，还兼营电影放映。

[22] 虹口区内的新爱伦电影院在“一·二八”之役时歇业，不久因筑江西北路而被拆除。《虹口的影戏院之战》，薛理勇：《闲话上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126-127页。

[23] 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第284-285页。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世界大戏院于1934年重新营业，但是终未能逃过1937年的炮火；上海演艺馆因为为日商所有，因此得以幸存。奥迪安和新爱伦彻底结束营业。但是根据当时《申报》的广告，明珠大戏院的营业并未中止，上海大戏院也在战争结束之后开始重建，不过最终毁于1937年的炮火。

[24]《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中文)，1933年，第16-17页。

[25] 《都市化与近代化的上海人之电影热》，《文艺新闻》1931年3月16日，第3版。

[26] Lau Shing Hon, “Deux âge d'or du cinéma chinois : les années 30 et l'après -guerre”，Marie-Claire Quiquemelle et Jean-Loup Passek (eds.)：《Le cinéma chinois》, Paris： Centre Georges Pompidou, 1985, pp:61-72.

[27]李培德：《危机中的稳定：1930年代中国的资本市场——第六次中国商业史论坛》，《国史馆馆讯》2009年6月第2期。

[28]此处数据不包括露天电影场，在原址上重新改建的电影院以及更名的影戏院。三家影戏院分别为香港大戏院，东和馆和融光大戏院，但香港大戏院营业不到1年的时间就关闭了。东和馆的情况比较特殊，该影戏院最初位于武昌路4号，由日商于1914年租赁对外营业，专门上映日本影片，1921年6月停业。1921年8月由华商接办，改名为武昌大戏院，于1924年9月结束营业，1925年1月又转让给日商租赁经营，复名为东和影戏院，1927年11月结束营业，于12月再次由华商承办，并改名为沪江影戏院，于1931年5月结束营业。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后，为日军所接收。而东和影戏院于1936年迁往乍浦路341号，日本战败后，改为文化会堂。

[29]分别为华德大戏院和普庆大戏院。

[30]分别为西海大戏院和百乐门大戏院。

[31]分别为北京大戏院和大上海大戏院。

[32] 分别为月光大戏院（1937年此处改建为亚蒙大戏院）和福安大戏院。

[33] 陶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页。

[34] Traduction de la lettre Sung Ze Heu，directeur, Kiu Sing théâtre, N°359 avenue Foch au directeur de la municipalité française, 17 août 1937，档号：U38-2-804, 上海市档案馆藏。

[35]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中文版》，1936年，第215-216页； 1937年，第240-243页。

[36] 陶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第 3页。

[37]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卷8《民国经济》，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2页。

[38] Affiches de Kung Woo Dai（共舞台），27 octobre 1937，档号：U38-2-804, 上海市档案馆藏。

[39]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中文版》，1938年，第278页；1939年，第247页；1940年，第285页；1941年，第63页。

[40]赵伟清：《Pouvoir et espace: la censure cinématographique dans les concessions à Shanghai (1927-1943), thèse de doctorat,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Lyon, 2014, pp. 209-212.

[41] 除皇后大戏院之外，其余几家新开的大戏院，诸如大华大戏院，大沪大戏院，平安大戏院，国联大戏院，美琪大戏院，皇宫大戏院均位于界内西区。

[42] 新开的影戏院为：杜美大戏院，金门大戏院，金都大戏院，丽华大戏院，沪光大戏院以及龙门大戏院。

[43]华界内的电影院很多电影院都位于四川北路上。

[44]陆烨：《上海法租界“厂宅混合”街区成因探究》，《史林》 2011年第6期。孙倩：《上海近代城市公共管理制度与空间建设》，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0页。

[45]陆烨：《上海法租界“厂宅混合”街区成因探究》，《史林》 2011年第6期。

[46]陆烨：《上海法租界“厂宅混合”街区成因探究》，《史林》 2011年第6期。

[47] 史梅定，马长林，冯绍霆：《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327-329页。Shanghai (China: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Land renters, Land regulations and by-laws for the foreign settlement of Shanghai, North of the Yang-king-pang, Shanghai, 《North-China Herald》office，1907，第18页。

[48]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cinematograph license，1930，档号：U1-4-2309，上海市档案馆藏。

[49] Letter from deputy secretary to Commissioner of police about "Proposed Theatre-Nanking Road", March 4, 1925, 档号：U1-3-3544，上海市档案馆藏。

[50] Letter from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to Secretary du SMC about: Application to erect Cinematograph Theatre Nanking Road. -Cad. Lot 29C Central,  September 23, 1925, 档号：U1-3-3544；Letter from Crane Construction Company to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September 4, 1925, 档号：U1-3-3544，上海市档案馆藏。

[51] Letter from  Secretary du SMC to Crane Construction Company, September 6 1925, 档号： U1-3-3544，上海市档案馆藏。

[52] Extract from Watch Committee minutes dated September 28, 1925, 档号：U1-3-3544，上海市档案馆藏。

[53] Letter from R. Fan, Architect to the commissioner general,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November 5, 1927, 档号：U1-3-354，上海市档案馆藏。

[54] 医院方认为在此建造电影院，会影响医院病人的休息，尤其是拟建的影戏院还附设一座屋顶花园和一间茶室，此外影戏院的存在也会引起交通问题，使得已经拥堵的山东路雪上加霜。Letter from Secretary,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to C. M. Bain, chairman of Trustees, the Lester Chinese Hospital，November 30，1927； letter from C. M. Bain, chairman of Trustees, the Lester Chinese Hospital to S. M. Edwards, Secretary， December 15,1927, 档号：U1-3-3544，上海市档案馆藏。

[55] Letter from Deputy secretary to R. Fan， December 24，1927，档号：U1-3-3544，上海市档案馆。

[56] 许学强，周一星：《现代城市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 47页。

[57] 公共租界从2万人猛增至9万人，净增7万人，法租界也净增4万人。熊月之：《上海通史》卷1《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0页。

[58] 陈文彬：《近代化进程中的上海城市公共交通研究（1908-1937）》，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年，第11页。

[59]这一时期中式传统戏院也大多坐落于该区域。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七册（1877-188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589 页。

[60] 中区以南京路为中心，东至黄浦江、北至苏州河以及南至法租界的中心地带，面积为2,820亩，北区以北四川路为中心的临近北火车站的虹口地区，面积为3,040亩；东区以提篮桥和杨树浦为主的旧美租界，面积为16,193亩；西区就是在1899年扩大公共租界时所侵占的沪西一带地区，面积为11,450亩。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16-17页。

[61] 20世纪初，该区的平均地价是公共租界东区或西区的6-9倍，此后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呈猛涨之势，1925年，作为金融和商务中心的外滩，头等地产每亩高达25-35万两，头等洋行地产每亩14-25万两，大商店地产每亩7-15万两，普通店地产每亩2-13万两。《总商会月报》第六卷第四号，1926年4月。

[62]史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第122页；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17-18页，第94页。

[63] 正如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年)所述：“在本十年中，······，在法租界的住宅区、公共租界的西区以及西区以外地带，已建造了许多房屋。······”。徐雪筠等编译:《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一1931)》，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282页。

[64]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 94 页。

[65]熊月之：《上海通史》卷1《导论》，第50页。

[66]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4页。

[67] 樊卫国：《激活与生长—上海现代经济兴起之若干分析（1870-194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1页。

[68] 当然北区的外国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日本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对电影的接受程度远高于中国人。1925年，上海电影业的发展水平在全国都处于领先水平，但是与日本和美国相比，仍旧很落后。当时全国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共有100多家电影院，而日本境内当时有800家电影院，在美国仅纽约市就有500家电影院。日本人在虹口区也建造了几家电影院，专门放映日本电影，譬如东和电影院。Letter from American Consul in Charge, Shanghai, China to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16, 1925, 档号：RG84, Vol.1557, NARA. 参见赵伟清：《Pouvoir et espace: la censure cinématographique dans les concessions à Shanghai (1927-1943), pp.184-231.

[69]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79页。

[70] 当然，地价有可能是影响因素之一，从每亩平均地价来看，虹口地区远比苏州河南面的公共租界中区便宜。1903年，公共租界中区即原英租界的地产每亩公估价值约为13，549两，北区的地产每亩公估价值约为4819两，东区的地产每亩公估价值约为2539两 。在早期电影院观众有限的情况下，地价估计会成为影院设址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但是笔者认为，地价固然重要，但是人口密度和人口结构更重要。1930年，公共租界中区的地产每亩公估价值约为107，882两，北区的地产每亩公估价值约为37，863两，东区的地产每亩公估价值约为11，864两。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租界中区的电影院数目从20年代后期也开始增加，这表明地价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一年来之上海地产事业》，潘公弼编：《廿二至廿三年时事大观》（上册），时事新报馆，1934年。

[71]由于英租界成立早期，英国领事禁止其他国家在英租界悬挂本国国旗。许多外国驻沪领事馆都设在虹口美租界，譬如美国领事馆，德国领事馆，奥地利领事馆，西班牙领事馆，巴西领事馆，日本领事馆，俄国（苏联）领事馆及丹麦领事馆等。《虹口的外国领事馆》，薛理勇：《闲话上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31-34页。

[72] 迨至爱伦影戏院（1913年开业）和上海大戏院（1917年开业）开演后，中国观众才日见增加。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第534页。

[73] 居住在苏州河北岸的外国人中，日本人占很大的比重。至1920年代中期，公共租界北区及其毗邻的越界筑路地区，日侨人数已近万，跃居各国侨民首位，占外侨总数47%，其中绝大多数居住在吴淞路和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一带，其次是居住在杨树浦（含今提篮桥地区）一带，少量分布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郑泽青：《老上海侨民生活》，2004年，中国福利会出版社，第159页。根据陈祖恩的研究，居住在北四川路住宅区内的日侨大多是公司职员，收入比较高，也相对稳定，生活很富裕。陈祖恩：《上海日侨社会生活史（1868-1945）》，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96页。可以说，居住在此处的日本人，收入稳定且对电影的接受度也比较高，这也是促使虹口区电影放映业繁荣发展的一个因素之一。

[74]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 第 42 页。

[75] 《上海广东粤剧话旧》，薛理勇：《闲话上海》，第114-115页。

[76]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 究》，第 114页。一士：《虹口的广东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虹口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苑（第16辑）》，上海：政协上海市虹口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1998年，第62-64页。

[77]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533-534页。

[78]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第564页。

[79] 《上海鳞爪》，上海：沪报馆，1933年，第32页。

[80]《虹口影戏业话旧》，薛理勇：《闲话上海》，第125-126页。

[81]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17‑18页。

[82] 陈文彬：《近代化进程中的上海城市公共交通研究（1908-1937）》，第13页。

[83]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卷6《晚清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页。

[84] 高福进：《“洋娱乐”的流入：近代上海的文化娱乐业》，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8页。李长莉：《清末民初城市的“公共休闲”与“公共时间”》，《史学月刊》2007年第11期。

[85] 《工厂法》，天津《大公报》，1929年12月29日。朱正业：《南京国民政府<工厂法>》述论，《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

[86] 此次调查选取的样本为305户工人家庭，平均每户4.62人。从工人区域分布看：沪东地区占21%，沪西地区占42.3%，沪南地区占18%，沪北地区占5.9%，浦东地区占12.8 %，这一调查区域分布结构比较合理地反映了工人分布的历史现状。从工人行业分布看，纺织业占60.26%，搬运业占11.61%，机器建筑业占9.54%，食品业占7.79%，化工业占6.35%，水电印刷业古4.45%。工人行业分布兼顾了各个收入层面。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第1-24页。

[87] 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第77页。

[88] 朱邦兴、胡林阁、徐声：《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第103页。

[89]由于俄国爆发十月革命，1920年以后，大量无国籍的俄国人迁入上海，居住在法租界的人数尤多。例如，在法租界，1936年俄国人人数占界内外国人总人数的一半。在公共租界，1935年俄国人的人数亦是超过3,000人。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82页，第 94 页。

[90]  陆烨：《近代上海法租界特色街区构成研究（1911-1943）》，硕士学位论文，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09年第41页。

[91] 《上海影戏院内幕种种》，《电影周刊》（44期）1939年7月12日。

[92]史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第122页。

[93]陈文彬：《近代化进程中的上海城市公共交通研究（1908-1937）》，第111页。

[94] 熊月之：《上海通史》卷9《民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14页。

[95] 陈文彬：《近代化进程中的上海城市公共交通研究（1908-1937）》，第26页。

[96] 陈文彬：《近代化进程中的上海城市公共交通研究（1908-1937）》，第29页。

[97] 罗苏文：《近代上海都市社会与生活》，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1页。徐雪筠译编：《上海近代社会发展概况（1882-1931）》，第216-217页。

 [98]陈文彬：《近代化进程中的上海城市公共交通研究（1908-1937）》，第21-22页。

[99] 线路主要为：3路(麦根路一动桥路)、4路(提篮桥一善钟路)、7路(提篮桥一北站)、8路(杨树浦底一十六浦)、12路(提篮桥-静安寺)、16路(民国路一曹家渡)、17路(大世界一兰州路)、18路(斜桥一岳州路)、19路(民国路一小沙渡)、20路(静安寺一兆丰公园)。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编:《上海市街道和公路营业客运史料汇集》第5辑,第129页。转引自陈文彬：《近代化进程中的上海城市公共交通研究（1908-1937）》，第111页。

[100] 1927年法公董局又开通了从外滩到徐家汇的公共汽车路线，便利的交通促使衡山路乃至以西地区的开发，尤其是欧式住宅的建设。牟振宇：《近代上海法租界城市化过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10年，第259页。

[101] 楼嘉军指出，娱乐场所与居民居住点的交通距离通常有一个临界点，在临界点内娱乐场所会保持一个比较合理的游客接待人数，超过临界点，游客接待量就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从城镇的边远地区得到该城区的中心地带通常就是人们步行距离的这个临界点。楼嘉军：《上海城市娱乐研究：1930-1939》，第21页。

[102]陈文彬：《近代化进程中的上海城市公共交通研究（1908-1937）》，第100页。

[103]徐国祯编:《上海生活》，上海：世界书局，1932年，第13页。

[104] 上海通社：《露天电影场回忆录》，《申报》1935年8月9日，第3张第12版.

[105] 三家电影院分别为：华德大戏院、普庆大戏院以及万国大戏院。

[106] 《丽都之交通网》，《申报》1935年1月31日，增刊第9版。

[107]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第75页。

[108]上海市档案馆编译：《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二十一册，第558页。

[109]二十年代末，有研究者曾对曹家渡一带纱厂工人家庭的生活程度进行过一次调查。在被调查的20家工人家庭中，有交通费支出的202家，每家全年平均花费交通费3.38元，占家庭总支出的0.9%。在各项交通费中，以电车费为最多，平均每家一年仅约1元；230家中有电车费支出的共185家。如果按各家庭的每月收入状况分组，平均每家每月交通费则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上升：月收入在20元以下的家庭，每月电车费为0.04元，其他交通费为0.07元；月收入在20-29.99元的家庭，电车费为0.06元，其他交通费为0.14元；月收入在30-39.99元的家庭，电车费为0.09元，其他交通费为0.20元；月收入40-49.99元的家庭，电车费为0.11元，其他交通费为0.41元；月收入50元以上的家庭，电车费为0.15元，其他交通费为0.22元。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第一部分)，北京：北平社会调查所，1930年, 第81- 82页。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第二部分），第6页。

[110] 根据当时的资料，从宝山路口到江湾跑马场，坐出差汽车，车费为4角。周世勋：《上海市大观》，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公司，1933年，第58页。熊月之：《上海通史》（卷9）《民国社会》，第12-14页，第20页。

[111]到了清末, 上海外滩金融区地价为每亩 25万~ 35 万两, 南京路的地价为每亩 14 万~ 25 万两, 淮海路的地价为每亩0. 4 5万~ 2. 5 万两, 工厂区的地价为每亩0. 5 万~ 1. 8 万两。此外根据1930年代上海地价图，可以看到南京路上的地价和外滩的基本持平。王少卿：《晚清上海地价及其对早期城市化的影响》，《史学月刊》2009年第4期；张辉：《上海市地价研究》，南京：正中书局，1935年，附图（上海地价区划图1931年）。

[112]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第109页。

[113] 中国图书编译馆：《上海春秋》（2卷），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68年，2卷，页88。

[114] 1926年10月-1931年7月间为百星大戏院， 1931年10月-1936年6月为明珠大戏院。

[115] 除了明珠大戏院，其余几家影戏院都位于四川北路上。

[116] 《上海最早的影戏院，北四川路是影院街》，《电影（上海1938）》，1939年，第37期，第1262页。

[117] 陈祖恩：《上海日侨社会生活史（1868-1945）》，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96页。

[118] 《申报》，1925年1月1日，第17版。

[119] 《申报》，1933年8月25日，第5版。

[120] 不才：《上海之影戏院（四）》，《上海常识》1928年第29期。

[121] 贤骥清：《上海近代（1843~1911）剧场圈变迁考》，《戏剧艺术》2014年第1期。

[122] 此影戏院是在歌舞台（1910年10月-1922年8月）的基础上建造起来的，最初中文名字为法国大影戏院（1922年9月-1925年7月），相继改名为中华大戏院（1925年8月-1932年9月），及中国大戏院（1932年10月-1933年8月）。

[123] 《影迷们渴欲知道的上海影戏院内幕种种》，《电影周刊》1939年7月12日第44期，第9页。

[124] 宋维才：《中国早期电影市场略考》，《当代电影》2004年第3期。

[125] 这里的clearance指的是不同放映轮次之间的间隔时间，而zone是指放映的区域。Thomas Schatz: 《Boom and Bust: American cinema in the 1940s》,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16.

[126] Blair Davis：《The Battle for the Bs: 1950s Hollywood and the Rebirth of Low-Budget Cinema》,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1.

[127] 傅葆石：《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64 -65页。

[128]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第 9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