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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1937年8月:戰爭與平民的集體死亡 (1937 nian 8 yue: zhanzheng yu pingmin de jiti siwang)
AuthorChristian Henriot (安克強) - 汪怡君譯
DateJuly 2015
Keywordswar ; city ; urban ; fighting ; bombing ; civilian ; casualty ; WMS
Abstract

Paper presented “War in History and Memory: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Seventie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Victory for the War against Japan” (戰爭的歷史與記憶: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學術討論會), Academia Historica 國史館 (Taipei), 7-9 July 2015 and published in Lü Fangshang (ed.), War in History and Memory, Taipei, Academia Historica, 2015, 492-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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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前言

1937年8月14日,一波強力颱風正侵襲著中國沿岸,驚醒了沈睡中的上海。幾天以前,颱風的路徑始終飄忽不定,直到8月12日它才開始明顯地往北北西移動,準備直撲上海。而早在一個星期前,這個城市才剛被另一個颱風肆虐;居民被狂風捲起,狠狠摔在因雨而洪水氾濫的上海外灘上。這次,颱風雖然離得更近,但還沒到達港口,它就繼續往長江北岸前行,慢慢減弱直至消失。只是,當時對上海這座城市產生威脅的,不只是那濃厚的雲層,還有中日之間一觸即發的戰爭。在這個決定性的早晨,中國的飛行員在強風中對敵方的前線投下了炸彈,而日本則把其戰爭指揮總部設在了它的輕航母戰艦「出雲號」上,停泊在日本領事館前。在中國戰機盤旋在黃浦江上、準備攻擊日本船艦的當下,上千名民眾則擠在外灘上,想要一睹日本旗艦遭到致命一擊的時刻。每當炸彈在那艘船附近的水域里炸開,群眾裡便會響起一陣歡呼與叫罵。不過,在四點二十七分,這份短暫的勝利卻變成了一場悲劇。三顆炸彈先是落在了南京路和外灘的交叉口上,緊接著又有兩顆炸彈在法租界內的「大世界遊樂場」前爆開。在這眨眼之間,有一千兩百人死亡、百餘人受到重傷,橫躺街頭。在這戰爭的第一天,就這麼一次攻擊,上海便經歷了有史以來,戰時平民傷亡最慘重的一刻。更慘的是,這些人是死在中國飛行員的炸彈下。

中國的戰時平民傷亡史,除了保守地描述中國人是如何在日本人手裡遭受苦難,一直以來都是個史學家不敢正面觸碰的主題。比起無數個歐洲與亞洲殖民戰役中的戰爭暴力研究,西方史學在中國的戰爭暴力研究上始終顯得蒼白無力。[1] 除了Diana Lary和Stephen Mackinnon那本別具新意的著作《戰爭的傷痕》(Scars of War),以及較近期的,由James A. Flath 與Norman Smith合著的《在苦難之後》(Beyond Suffering),大多學術文獻都圍繞在「難民」(displaced population)這個主題上。[2] 而本文討論的問題則聚焦在身處戰火下的平民的命運;更精確一點來說,本文回顧的是那些因為空投炸彈而造成的大量無差別傷亡。由於中國當局負責紀錄這些事件的機構在戰爭初期便被擊垮,在撰寫這份集體死亡史(history of death en masse)的過程中,最嚴峻的挑戰莫過於記錄的缺乏。而即便有外國組織記載了當時的情勢,這些資料通常也只提供了簡單扼要的報告,無法幫助我們了解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在上海市檔案館,這些文件大多都還無法開放給公眾查閱,但幸好本研究發現了別的方法來重建當時的景況。除了當時外國機構所拍攝的影像,本研究也找到了不同來源的相片(戰地記者、報紙、私人收藏等)來重建這份無價的影像紀錄。因此,本篇研究可說是以照片為骨架,以檔案資料為血肉,來還原當時大量平民命喪在這座城市裡的景況,喚醒那些一度被遺忘、擱置在戰爭裡的回憶。

1937年8月的那場炸彈空襲是該城市史上一樁罕見的平民大量死傷案例,也為當時已面臨嚴峻困境的行政當局和醫療機構帶來了挑戰。筆者將回顧當時導致此件慘案發生的種種因素、人為災難的幅度、以及當局對此一突發大量死傷的應對方法,同時也將討論與此事件相關的當事人──中國人和西方人──當時的感受(雖然一直以來都是個敏感議題),以及這一事件是如何在之後的社會記憶裡被消除。上百個中國平民在戰爭第一天死於自家炸彈下這件事並非──也不可能──合乎當時強烈國族論述框架下,直到今天也依舊如此。在當地的歷史書籍內,8月14日那場對平民的轟炸被記載成一樁意外,是戰事裡無可避免、也只需輕描淡寫的一部分;筆者從未見過有哪一份文章嚴肅地對待此一事件的深遠影響,亦或是其在上海戰爭的宏大敘事(master narrative)下的結局。這些是不光榮的「橫死」(bad death),但他們同時也只是在1932-1937年間,一連串在平民身上發生的暴力的一部分而已。而這些暴力,儘管造成了人民生理與心理上的創傷,卻為了服膺於政治論述而不得張揚。[3]

 

城市戰場

直到8月初,在上海城內開戰的可能還顯得有些遙不可及。七月初,一名日本士兵的失蹤導致了中國和日本在蘆溝橋附近開戰。雖然之前雙方就在中國北部有一些零星的交火,但中國政府在盧溝橋事變前始終試圖避免演變成一場全面性的戰爭,也接二連三地與日本妥協(像是放棄領地、在特定區域解除武力等)。不過,在1937年,由於日本軍隊持續侵略中國領地,中國民憤高漲,由蔣介石領導的中央政府開始面臨無計可施的情況;此時,只在名義上聽從南京中央政府指揮的北部軍團則表明了自己的立場,著手準備擊退打算再次來犯的日軍,而全國的軍隊則也都打算北移,加入保家衛國的行列。在大都會區,學生、商人、各行各業的行會與藝術家,以及更多的民眾,都發出了他們對日本的怒吼,而「反日救國會」也首次在1932年被政府壓制後,於此時再度興起。

這時在上海,民眾的情緒也持續高漲。當時,有超過兩萬六千名日本人居住在上海,大多集中在虹口的國際公共租界及其以北毗鄰上海市領地交界處。由日本人成立、領導的「上海居留民團」(Shanhai kyoryū mindan)因而極力反抗中國正興起的國族主義,也痛恨在中國發起的各種反日抵制運動。[4] 這也突顯了自1915年簽訂了惡名昭彰的「二十一條」後,由各種衝突交織而成的中日關係:1919年的五四運動、1925年的五卅運動、1928年的五卅慘案(又稱濟南事件),以及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又稱滿洲事變)。因此,當日本海軍在1932年進行了他們對這座城市的第一波攻擊,這些日本人也成了日本軍隊攻打城市的手段之一,憑藉他們的自身優勢幫助日軍殘殺中國平民。1937年,雖然居留民團並無權指揮日本軍隊,他們的領導人仍堅持要求軍隊保護他們不受中方反日救國會人士的攻擊。[5]

在中國方面,戰爭不僅不受歡迎,也來得令人措手不及。不過,在1937年的夏季,上海市政府基於過去的慘痛教訓,仍然為了有可能到來的戰事做了些準備。五年以前,日本海軍找了個令人生疑的藉口,將其戰隊移往閘北以逼退駐紮當地的國民第十九路軍。不過,這一部隊並沒有如日本預期般撤退,反而與日軍在城內展開了一場激烈的對戰。在第五路軍的增援下,中方暫時阻止了日本海軍試圖解除上海武裝的計畫,但日本司令隨即動員了陸軍軍團、重砲裝備、坦克,並調動了半數的空軍來投入這場陷入僵局的戰事。雙方的衝突很快地便延伸到了城市北邊,連帶其附近的村莊城鎮都成了戰場的範圍。

在經過五個星期的苦戰後,日本火力上的優勢終於扭轉了戰事的局面。中國開始撤退他們的軍隊、與日本簽訂了停戰協議,並同意之後不得於上海半徑30公里內部署任何中方兵力。

但是,這並不代表上海就此失去了軍事抵禦能力。雖然士兵不被允許進城,但中國政府還是繞過了條約上的限制,派遣嚴格說來不能算是「軍隊」的「保安隊」進入上海。1937年7月,中方再度增加了保安隊的數量。日本領事館雖然提出了抗議但卻未收到任何回覆。當大部份的戰力都集中在北方前線時,國民中央政府也將部分軍隊轉往上海方向移動,依約駐紮在半徑30公里以外。這個舉動主要是出自於防禦考量,而並非打算與日本開戰。尤其是在上海這一個占了重要歲收項目的城市裡,中國軍隊不可能承受在這裡開闢另一個戰線的後果。也因為戰爭意味著所有商業和通訊活動的停擺,即便是對傷亡較少外國勢力來說,他們也不希望再次重蹈1932年的覆轍。有鑒於逐漸緊繃的情勢,上海的法國、英國、美國等領事館都增加了駐軍。但除此之外,由於任誰也料想不到上海真的會發生戰爭,城市裡並沒有針對平民的安全做任何準備措施,也沒有設想到之後大量死傷的屍體該如何處置。[6]

1937年8月初,雖然並沒有跡象顯示日方受到任何直接的軍事威脅,但其軍事的升級卻是證據確鑿。在日本的外交建議下,長江下游一帶的日本居民先是全部往上海聚集,與當地的日本同胞一起返回日本;接著日本海軍更是從本島調來了第三艦隊的船隻和軍隊,停泊在上海港口。[7] 由反日組織發起的抗日宣傳與鼓勵民間支援北方戰線的疾呼而造成的緊張關係,在日本人眼中,就是對其當地日本居民和政治利益的直接威脅。而這是因為,在1932年,日本海軍僱傭了一群中國黑幫攻擊日本僧侶,也正是這件看似無關緊要的事件觸發了軍事衝突。1937年8月9號,兩名日本海軍陸戰隊驅車前往由中國士兵看守的虹口機場,而由於其拒絕停車,兩人隨即遭中國衛兵擊斃,進而在日本總指揮部內引起了一陣騷亂。

在軍事威脅下,日本領事要求中方解散上海的保安隊並解除軍事。[8] 當地的外國機構也立刻介入調停,以避免這場爭執擴大成軍事衝突。[9] 有鑒於這場槍擊案在上海公共租界越界築路(Extra-settlement road)區內發生(雖然名義上是中國領地,但實際上卻是由公共租界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管轄),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因而開始負責進行調查工作。領事團也開了緊急會議希望能找出讓雙方都滿意的解決方案,而他們所做的努力看起來也似乎緩和了雙方的緊繃關係、降低了彼此的軍事威脅。只是,這樣子的狀態並不持久。這段緩和期只是為雙方都爭取了更多軍事準備時間而已。8月13日的上午,中日雙方在上海北站附近發生了一些零星的小規模戰鬥,而事態則在當天傍晚升級。日本海軍總部下令升起旗幟以示戰爭的開始,並趁著艦隊朝閘北猛攻的同時派遣海軍陸戰隊從虹口展開了幾場軍事行動。面對這些攻擊,上海保安隊也迅速做出反應,而中央政府除了派出一般部隊增援外,也當下決定在上海城內開啟第二條戰線,以拖延日方的進攻速度。[10]

 

難民危機

上海不是一座城市,它是結合了好幾座城市的一塊土地。當地的兩個外國租界區──上海公共租界(proper)和法租界,以及其往北延伸的越界築路區(「北虹口」)與公共租界以西範圍──都再再表示了上海絕非一個單一的都會空間。上海,是拼湊而成的。與戰爭相關的經驗對上海來說並不新鮮,城市內突然湧進大量窮困的人口對它而言也並不稀奇。在上個世紀,這座城市已經為了天災──更常是人禍──接納了好幾波難民。不過,由於屬於治外法權區,外國租界以往在中國發生動盪時總是能在這層保護罩之下不受損傷。對一個小於六平方英里、人口通常也不超過兩百萬的地方來說,1937年的那場戰爭卻在短短的幾個星期裡帶來了成千上萬極度貧困的難民。一區接著一區,城市裡的每一個角落都遭到了戰火的蹂躪,上海的居民因而立即被疏散到外國租界區裡。

戰爭在1937年的8月13日於上海展開,不過,像是閘北、虹口與楊樹浦等當地居民的遷移卻在戰事真正揭幕前就幾已完成。身為上海大型工業區的楊樹埔與另外兩個人口稠密的區域是軍事攻擊的首要目標;在1931-1932年的那次軍事衝突裡,這幾個區域的居民便曾經毫無防備地被捲入戰火之中。而在衝突一開始,中方的市政機構便將上海居民疏散至免戰的租界市區,使得租界區切斷了與中國領地的聯繫道路以避免難民大量湧入。[11] 但在1937年,情勢卻是大不相同。上海居民深深了解當地的緊繃情勢會在任何時刻演變成一場全面性的戰爭,因此,即便再小的事件都可能引爆一陣恐慌的出走潮。七月下旬,一個日本海軍陸戰隊員的失蹤(實際上他只是因為夜醉不歸而逃離部隊避免受罰)便使得上千名中國人逃往公共租界區尋求庇護。[12] 在這段期間(1937年7月26日至8月5日),估計約有五萬名中國居民逃離閘北,而這還只是之後影響中國所有行政區域人口數的大型移民的第一階段。[13]

儘管有著外國勢力的善意干涉與調停,才經歷過1932年那場攻擊的那些上海居民並沒有因而誤判軍事緊繃的情勢,而較為富有的上海人則開始將其家人與物品移往租界區。當上海市長決定放棄江灣市中心區(Civic Centre)時,恐慌席捲了所有即將成為難民的上海民眾,通往公共租界的道路也被擠得水泄不通。這次戰前的人口移動既沒有在上海市民的計劃之中,市政府也沒有任何準備,租界區的工部局與公董局因而找不到任何正當的理由或藉口來阻止中國人民的移入。這些移民也只是純粹預知了接下來會發生的事而已。這波遷移行動的規模之大,可以清楚從那張著名的外白渡橋的相片上看出(圖1)。由於這座橋不僅是往閘北、虹口和楊樹浦的居民移入公共租界的主要道路,與其相鄰的外灘和公家花園空間更是因為足以容納大量的人流,而成了當時上海人逃難的首選。

對當時大部分的難民來說,他們靠的是雙腳來逃出一片生天。無論是跟著群體、家庭,或是隻身一人,這些難民都只抓著能隨身帶上的朝外國租界奔去,把過去的財產都拋諸身後。無需特別想像他們隨身帶著的是不是衣服與少量生活必需品,在照片裡,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的「包袱」,便是媽媽把孩子包在身上,或是兒子背著他的老母親而已。當難民湧入公共租界,當地機構便決意要讓某些地方保持淨空狀態,尤其是在夜晚時。雖然在當時的狀況下,維持空間秩序這件事顯得有些不可理喻,但租界警察接獲的命令便是清空難民聚集的外灘,並把他們趕到後方的街道上。《北華捷報》(又名《華北先驅周報》,North China Herald)便曾經刊登過一張相片,照的是人們在夜晚被迫在擁擠的小路上度過一宿的景象。[14] 而一到隔天早晨,外灘就會再次被人潮所占據。外灘,在戰爭初期始終是難民的集結點。[15]

不過,這樣大量的難民潮需要緊急的安置措施與設備才能存活。在1937年8月的上海,白日均溫是攝氏29.6度,而最高溫可達到36度。基本上,難民營的設置可說是不同機構與協會主動伸出援手的結果。新聞媒體發現在救援無家可歸難民的努力中最醒目的,是會館公所與救濟會。[16] 曠地與空樓,像是學校與公會大樓,都被提供作為難民休息、避暑的暫時性避難所。其他能夠收容難民的大型場所還有電影院及娛樂中心;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的「夏令配克影戲院」,以及「大世界遊樂場」──上海最大、最繁華的複合式娛樂中心,也都成了難民營。[17] 也正是因此,在1937年8月4日那天,當兩顆炸彈在「大世界遊樂場」門前爆裂時,它才會成了最主要的死傷區域之一。

 

空中戰場

上海並不是第一次見識到在戰場上的飛機。自1920年代起,地方軍閥便開始從國外進口飛機作為運輸、偵查之用,但鮮少真正拿來打仗。[18] 1928年國民政府成立以後,蔣介石施行了現代化與一統中國的政策,並在德籍軍事顧問的建議下試圖成立一小隻空軍。[19] 不過,由於缺乏資金,加上必須與地方軍隊持續競爭,蔣介石始終無法真正發展出一個標準化且有效率的空軍部隊,而這個國民政府軍隊的致命傷在1932年第一次對戰日本時便付出了慘痛代價。雖然日本能在1932年的上海打敗初次交手的國民政府有許多因素,但其之所以能取得壓倒性的勝利,飛機的運用是功不可沒。

1932年,國民政府的中央空軍由18架飛機編組而成。廣東軍隊也有一小隊空軍,但他們卻沒能遵照總司令的多次要求去支援十九路軍。[20] 不幸地,這樣少量的飛機與機師的訓練不足使得他們只有在幾次小型戰鬥中才派上用場。而日本之後則是派出海軍航空隊與陸軍執行了兩次對中國空軍基地(虹橋、蘇州、杭州)的轟炸行動,徹底摧毀了這三個航空中心。[21] 在那以後,力量微弱的中國空軍便再也不曾試圖對抗日軍。蔣介石選擇了節省兵力來應付之後無法避免的大戰。這個策略的結果就是日本不費吹灰之力地宰制了空中戰鬥,並在這場戰爭中徹底利用了這項戰略優勢。[22]

日軍的空襲活動如雷霆般驚人,而其對於上海人口的影響並不亞於倫敦大轟炸(the blitz)之於倫敦人。[23] 要知道當時的中國並沒有對空防禦武器,所以日本飛行員得以進行充分的戰前偵查。[24] 日本擁有能登呂號水上機母艦,其海軍航空兵除了偵察敵情外,也能執行空襲任務。[25] 在戰爭末期,約有兩百架飛機,也就是日本空軍一半的數量,都曾經出過位於中國的任務。對海權和空權的掌握給予日軍充分的優勢,幫助他們快速決定需在何時何地集中攻擊火力、執行關鍵任務。[26]

中國人也吸取了教訓。在1930年代,飛機製造商,尤其是歐美公司,都在競逐國外市場,而中國便是個潛在的商機。1933年,詹姆斯·杜立德(James H. Doolittle),一間大型的美國飛機製造商代表正拜訪各國,推銷自家的霍克戰鬥機(Curtiss Hawk)。他於四月抵達上海,並安排了幾場飛行表演。霍克戰鬥機配備了七百匹馬力的引擎,飛行時速最高能達到兩百英哩,堪稱是當時亞洲最快的驅逐機;而根據許光秋 (Xu Guangqiu) 教授,杜立德的飛行技巧則是讓在場的中國人都大吃一驚。杜立德這場表演的回報便是讓中央政府立刻訂購了50架霍克戰鬥機,並於六個月之後交貨。以這批戰機為核心,中國,也終於有了科技上較為先進的空軍。[27]

到了1933年,中國擁有了120架飛機,隔年更新增了215架,而美國製造商也藉此與中國政府的高級官員建立了交情與人脈。這些都是打入中國軍事高層所需的條件,也為他們累積了不少訂單。每年,中國都向美國公司進口了八到九成的戰機,而空軍的建立也因此強力發展。到了1935年中,國民政府的空軍已有了約五百架飛機。[28] 此時中國政府也決定開始設置自己的飛機製造廠。在漫長的招標與協調過程後,中國決定接受寇帝斯·萊特(Curtiss-Wright Corporation)公司的企劃案。中國的飛機工廠於1934年10月開始運轉,也陸續製造了許多美國設計的機種。到了1936年底,該工廠已生產了127架飛機。[29] 在中日戰爭前夕,國民政府的空軍編制有九個大隊、四個獨立中隊,並擁有約六百架飛機(但並非每架都可服役)。

1937年7月中日戰爭開始時,霍克機是中國空軍的主要戰鬥機型,不僅用途多元,更是中國空軍前線的戰鬥驅逐機主力。在六百架軍事飛機中,約三百架為戰鬥機,其餘為輕型轟炸機及偵察機。[30] 第四與第五驅逐大隊配備的霍克三型單人機在上海一役中出現,作為戰鬥轟炸機使用。這個機種能飛到七千八百呎高空,在約三千五百呎處最高時速可達240英哩;機身配有白朗寧(Browning)機關槍以利攻擊其他戰鬥機或轟炸機,機體下的硬點(hard-point)可掛載一顆五百磅重的炸彈,或是在兩片下機翼各掛載兩顆116磅重的炸彈。在之後的分析中,我們將會看到這一點在8月14日那場對外國租界的轟炸裡占有特殊的重要性。

當戰爭在上海爆發時,中國空軍正在北方的前線作戰。當時中央政府已下令所有機隊皆須為了對北方軍隊進行地面支援任務待命,並把河南省的周口空軍機場當做後方基地。當日軍於8月13日對上海展開攻擊,中方指揮部便有了全面開戰的覺悟。在蔣介石的命令下,上海取代了北方成為中國空軍的主要戰場。第二轟炸機大隊、第四驅逐機大隊與第五驅逐機大隊被命需在8月14日中午前分別到達廣德與長興、筧橋及揚州,而靠近杭州的「中央政府航空學校」也被命令組建一支暫時的飛行中隊。這次,中國指揮部不打算打一場防禦性的戰爭,而是將所有機隊調度到中國東部的基地,準備進攻日本在上海的根據地。

除了日本以外,中國飛行員要對戰的還有當天正逼近的颱風所造成的強風與不穩定的氣候。但幸好,惡劣的氣候卻成了中國飛行員的幫手。日軍本來打算從臺灣出發,往上海和南京進行空襲,但當日的強風不僅使得日本飛行員無法從其航母加賀號(Kaga)上起飛,更是大到讓所有停在上海港口裡的日本飛機都只能停留在地面上。日本轟炸機也因此對中方的空襲幾乎是無能為力,並很快地成了更具機動性的驅逐機的掌下獵物。霍克三型機這次的表現明顯勝出了日方的軍機。[31] 在第一波攻擊中,除了有少數幾架日本水上型飛機以外,中方的戰鬥機可說是當成演習一般輕鬆自在。

儘管氣候惡劣,中國空軍還是執行了幾次攻擊。當日,約有四十架中國飛機飛抵雲層濃厚的上海上空。中國空軍的第一波攻擊在近午時分展開,派出了21架伽碼(Northrop Gamma)轟炸機攻擊日軍位於吳淞的船隻。第二波攻擊則是瞄準了日軍位於長江北部南通附近的船艦,由第五驅逐機大隊從揚州出發,帶領八架霍克三型雙翼機(每架皆配備了一顆五百磅的炸彈)作為轟炸機和戰鬥機執行任務。當時沒幾個上海人發現這座城市已經籠罩在一場前所未見、其規模更無法預知的軍事攻擊下。當天下午,中國空軍再次發動了攻擊,而這次則是由三架24中隊(隸屬第五大隊)的霍克三型機支援87師攻擊公大紗廠。[32]

接著,霍克戰鬥機開始轟炸日本海軍位於公大紗廠的司令部,使得日軍在吳淞的巡洋艦、補給艦,以及旗艦出雲號,都改停泊在位於黃浦江上的日本領事館旁。出雲號是日本在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從俄軍手中奪下的前俄國皇家軍艦,後來作為日本海軍在上海的司令部使用(圖2);它在戰鬥上沒什麼用處,但卻能拿來當作紀念日本戰勝西方勢力的紀念碑。當中國飛行員在黃浦江上方丟下那些致命的載物,出雲號和附近的日本戰艦也隨即發射了一連串高射砲反擊。這場戰爭表演就這樣吸引了上千人不顧危險地聚集在外灘觀看。沿著外灘,每棟建築物的屋頂上、陽台上都擠滿了充滿期待的觀眾。[33]

不過,中國飛行員投下的炸彈卻沒擊中他們的目標──出雲號,反而是在江裡爆炸,像噴泉或是浪潮般,濺了離爆炸地點七百呎遠的熱情民眾一身濕。不過,從天而降在那些中國民眾身上的,不只水而已。日本所發出高射砲的彈片如雨般落在觀眾的頭上,使得民眾又躲又逃地尋找掩蔽物,但卻沒有讓他們遠離交戰地點。不僅如此,由於難民們也從吳淞江北湧入觀戰,外灘及附近的公共空間都擠滿了沒好好計算風險又不堪一擊的人們。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些人也許不只是把擊沉出雲號當作一場表演,而是對讓他們陷入如此慘境的日本進行的一場象徵性報復。

 

從天而降的死神

第一場悲劇發生時,匯中飯店(Palace Hotel)的鐘因為爆炸的威力而停了下來,指在四點二十七分。一群飛機劃過了天空朝黃浦江飛去,而出雲號也立即追蹤飛機的路線,釋出了許多高射砲彈,把天空填滿了灰色煙圈狀的原點。彈片就這樣如雨點般落在整座城市裡。六架飛機躲過日本的火力攻擊並消失在雲層中,後方的四架則在飛過外灘時丟下了他們裝備的炸彈,其中兩顆在河裡爆炸,濺起一波浪潮朝外灘遠處撒去,另外三顆落在了南京路上。

第一顆炸彈掉在華懋飯店(Cathay Hotel)入口正前方,炸出一個深四英呎、寬五英呎的坑。[34] 第二顆飛彈從街道的另一頭掉到了匯中飯店的屋頂上,穿過了約三層樓的建築體。第三顆則是砸毀了華懋飯店的七樓(圖3)。震耳欲聾的爆炸聲響形成了一種無法言喻的屠殺與死亡景象,而飛機則持續在天空盤旋、出雲號也不停地朝天空拋出高射砲。大概過了十分鐘左右,人們才忽然醒悟似地逃竄找尋掩蔽,有的甚至在一些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地方(例如一旁停著的車子底下)就地躲藏。當爆炸的煙霧漸漸散去,放眼所及的盡是碎石、木片與大樓外牆脫落的石塊擁擠地躺在那兩間飯店旁的人行道及馬路上。不過,最令人感到可怖的畫面是那些路人被肢解的屍塊散落在他們曾走過的路途上,一邊是血肉模糊的軀體,另一邊則是他們的頭、腿與手臂。[35] 方圓五百英呎內都能看到炸彈碎片所造成的損害,而三百英呎內的木作建築、黃包車與汽車則都被熊熊火焰包圍著。[36] 華懋飯店的拱廊被炸成了碎片,飛散至飯店的深處,連飯店內部最遠的商鋪窗戶也都被炸了個粉碎。被轟炸的大樓搖搖欲墜,最終放棄似地連帶著窗戶與玻璃門一起倒塌在人行道上,而著火的車輛所冒出的煙霧則盤旋圍繞著不成人形的屍體。雖然大部分的車子裡都空無一人,但依然有少部分的乘客就在這麼一眨眼間被火化在座位上。

不過,南京路上的這場爆炸卻不是當天衝擊了這座城市的唯一災難。沒過幾分鐘,更多的炸彈於下午四點三十分掉在了敏體尼蔭路(Boulevard de Montigny)與愛多亞路(Edward VII)交叉的這條主要十字路口上,在大世界遊樂場的正前方、兩個外國租界的交界處爆開(圖4)。[37] 敏體尼蔭路與愛多亞路前的這條十字路口平時是一條相當熱鬧的街道,是這座城市裡最繁華的商業區之一的地標,有著數不清的商店、餐廳與娛樂設施,離跑馬場與其附設的遊憩地相隔不到一個街區。無論何時,那個路口上總是有人潮來來去去。在8月14日當天,那條街道上依然擠滿了在那一區進行商業及購物活動的人們,只是人潮比平常的週五來得更多(圖5--圖6--圖7--圖8)。正如之前提到的,身處吳淞江附近危險區域裡成千上萬的居民都成群結隊地在外國租界避難,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留在了上海法租界區,而大世界遊樂場也被當成了一個大型的臨時難民營來使用。儘管遊樂場的建築體本身已經相當巨大,但要在夏天裡和這麼多人擠在室內總是悶熱得令人難以忍受。室外,曬衣繩沿著陽台一路延伸,晾著衣服與床單(圖9);將近一萬名閒置的難民就是為了避開悶熱又擁擠的那個室內遊樂場而寧願出來負責清洗衣物。[38]

第一顆炸彈幾乎是不偏不倚地掉在十字路口的正中央,而第二顆炸彈,根據後來的報導,則是在離地不遠的半空中爆炸,因而造成了比直接撞擊地面更大的傷害。[39] 第一顆炸彈在路面上形成了一個長20英呎、寬10英呎、深6.5英呎的大洞,而本來寬闊的路口也就被切成了顛簸晃動的兩半,玻璃和木碎也散滿了路面(圖10)。[40] 好幾輛汽車(裏頭大多都有載人)就在他們繞過警方於路口設置的交通錐的同時被炸個正著,車裡只剩下燒得炭黑的人骨維持在死亡的那一刻。最後總計有11輛車被毀、13人死亡、2人重傷、5人輕傷。[41] 在爆炸前,一輛往敏體尼蔭路的輕軌列車在大世界遊樂場前不到十公尺的軌道上停下,裡面的乘客雖然幸運地避免了被爆炸產生的衝擊波所傷,但還是有許多人逃不過四處飛散的炸彈與建築碎片。而路中央的交通錐雖然也在爆炸中存活下來,卻也不免變得扭曲變形;一旁維持交通的警察則是全數死亡。面朝路口的大樓外牆被嚴重燒毀,而大世界對面、清虛觀旁的大樓則燒成了一座廢墟。遊樂場的玻璃被炸飛到四層樓高,外面第一排陽台上的廣告看板,連同底下的遮雨棚,則是完全被爆炸的威力吞噬,消失無蹤(圖11--圖12)。

對於這場空襲意外,官方的解釋是因為日本高射砲的攻擊使得炸彈架失靈、中國飛行員受傷而導致。以下筆者將針對這點討論,畢竟兩架(或甚至更多)飛機在同一時間被擊中、損毀的機率值得商榷。在高速飛行下,飛行員必須在看到機會的那一刻立即投下炸彈,因而中國飛機要從高空中精確地往出雲號投下炸彈本就相當困難。根據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一位經驗老到、並在中國政府擔任空軍發展顧問的飛行員描述,中國飛行員的訓練是在七千五百英呎高空執行炸彈空投,但由於那天密佈的烏雲阻擋了視線,他們被迫在低緯度投下炸彈;在沒有修正,或是誤修正投彈瞄準器的狀況下,中國飛行員在1,500英呎的高空丟下了炸彈。這些年輕輕輕便被派到前線作戰的中國飛行員根本沒有足夠的經驗在這樣惡劣且倉促的條件下執行修正並精確轟炸。

在飛機的攻擊報告裡,轟炸機的飛行軌跡與投彈順序也彼此不符。中國飛行員由西向東,從空軍基地往上海飛去,因此他們會在到達黃浦江前先經過外國租界區,而非相反。在大世界遊樂場的爆炸案中,飛行員雖然的確是朝西飛行,但看起來卻像是想要折返回外灘般往北拉升,使得法租界的警察以為該飛行員是企圖再次轟炸日本船艦或是跑馬場。[42] 中國飛行員也偏好水平轟炸而不是較具危險性的俯衝轟炸。[43] 當然,飛行員或是炸彈架都有可能如中方宣稱的那般受出雲號的遠距離高射砲攻擊而受傷,使得炸彈意外掉落,但這種說法的問題在於飛行的時間、距離與炸彈數都令人質疑。目標出雲號與南京路和外灘之間的距離不過2,300英呎,而離大世界遊樂場則是1.4英里;以轟炸機的飛行速度來算,要10-12秒才能能飛完這段距離(圖13)。

在缺乏飛行條件細節(速度、緯度與風速/向)的狀況下,很難判定這次外國租界的意外轟炸事件究竟是出自於炸彈架損毀,亦或是錯估了投彈時機。[44] 根據飛行員投彈時的緯度,炸彈在撞擊地面前會有不同的軌跡。從兩萬英呎的空中,一般風速的狀況下(每小時不超過50英里),一顆500磅炸彈的落地位置大約是從投擲處再往前6,500英呎。[45] 飛行高度越低,炸彈的軌跡就越短。如果攻擊出雲號的飛機是飛在1,500英呎的空中,這個軌跡值就會越小──大概不超過3,000英呎,那麼這樣也許就能解釋攻擊目標和實際擊中目標之間這個兩萬三千英呎的差距是從何而來。畢竟,在這次攻擊中,有些炸彈的確是在黃浦江內爆炸的。但如果飛行員是依照他們所受的訓練,飛在七萬五千英呎的高空中,那麼除了大世界遊樂場以外,他們就真的是「無的放矢」了。以當時的飛行高度來說,這樣子的距離(7,545英呎)相當接近炸彈應有的軌跡距離(6,000英呎)。正因為有這兩個極端的可能性──一個是不幸但瞄準還算精確的案例,另一個則大概是操作失當,我們不太可能就這些資料斷言當時的狀況為何,但想必比較有可能是出於人為操作失誤使得炸彈過早就被投下。

最後值得討論的一點是投下的炸彈數量與大小。霍克三型上配備的硬點可搭載一顆500磅的機體下炸彈或是兩顆一百磅的機翼下炸彈。毫無疑問的是,外灘和南京路交界上有三顆;而根據法租界警察,大世界遊樂場前則大概可以確定有兩顆,其中一顆在落地前爆炸。[46] 這是個關鍵性的問題,假如我們不相信兩架飛機上的炸彈架都壞了,那麼在三或四架飛機上的炸彈架同時損壞的機率更是微乎其微。從大世界附近地上彈坑的體積來看,幾乎可以斷定是由一顆500磅的炸彈所造成,而南京路上的炸彈則大概介於100-250磅之間。[47] 我們也知道爆炸所造成死傷與損毀的半徑範圍,而一顆500磅炸彈的殺傷力範圍則是半徑140英呎。[48]

當兩顆炸彈擊中了那兩棟建築物(華懋飯店與匯中飯店),其中一顆在街上爆炸。而另一顆雖然使得小石塊四處飛濺,但那兩棟飯店吸收掉了大部份的爆炸能量與炸彈碎片,也離大世界還有一段距離。以殺傷力而言,沒有什麼比掉在路口正中央的那顆炸彈更為有效了。如果掉下來的是兩顆,那麼其殺傷力將會更大,爆炸與碎片組成的衝擊波將會隨著空氣一層一層地撞毀、殺死所有半徑300英呎內不幸的路人。美國軍隊曾就二戰期間內所有炸彈產生的威力做出詳細技術報告,一個五百磅的炸彈會於半徑100英呎內噴射出一萬三千六百塊有效炸彈碎片。[49] 而根據爆炸當時大世界附近高密度的人口數,以及衝擊的最小範圍來看,這顆炸彈的殺傷力非常可怕。如果兩顆都爆炸,那麼其空中爆炸的威力將更為致命。

這裏的傷亡人數相當可觀。在大世界附近,搜救隊在靠近法租界的一側發現了435具屍體,另外139個傷者在送往醫院途中死亡,87人在接受治療後依然重傷不治去世。總計有563位男性、51位女性、47名孩童成了這次轟炸的犧牲者。在公共租界區那側,愛多亞路與虞洽卿路的北邊,搜救隊則是發現了425具屍體。在那些受傷存活下來的人中,有534人來自法租界區,305人來自公共租界區。在大世界的這場爆炸中,死亡的大多都是中國人,只有7個外國人。[50] 這些誤投的炸彈最後總計導致了1,106人死亡,830人負傷。在南京路上,炸彈造成了約150人死亡,至少430人受傷。在一天的短短數分鐘之內,兩顆意外的炸彈總計殺死了超過1,200人,並使約1,400人受到重傷。兩個租界區內的官方機構與市民都必須面對這場毫無準備的騷亂、毫無預期的挑戰。在上海,即便戰爭的發生早就隱約可見,但卻從來沒人能預知會有像這樣大型的災難出現。

 

救援行動

在南京路,當巨大的爆炸聲響在城市裡炸開,逃過一劫的人們才恍然發現這是場現實生活的大屠殺,一陣沈重的寂靜接著降臨。在飯店的大廳裡,人們驚怖地看著這個城市裡曾經熱鬧的路口瞬間滅絕、而炸彈將580人夷為平地。在那麼一瞬間,困惑與迷茫的感覺帶來了完全的寂靜,之後人們才開始把注意力轉向那些在爆炸中倖存的傷者,並加以協助,把他們拉進那兩間飯店的大廳。此時受傷的人尚未從爆炸產生的暴力與威力中回過神來,但當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傷口與被截斷的肢體,充滿不平的哭喊與求救聲瞬間就迴盪在緊繃的氛圍中。

這些自願幫忙的人開始幫傷者實施急救措施。有的人載了一車的傷者和渺茫的希望往醫院駛去。沒多久,志願者身上也都沾滿了別人的血,警察與消防隊也在數分鐘內便趕到現場。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封鎖了南京路兩端的出入口,用一輛大卡車擋住了與四川路的交叉口。上海萬國商團(又稱上海義勇隊,Shanghai Volunteers Corps)也派了一個特別隊協助後期的工作。救援工作的進度在警察與救護車人員到達後才開始加快,傷者得以在原地獲得救治或是直接被送去醫院;這樣子的優先順序是為了方便辨認哪些人可以真正獲得幫助。接著,剩下來的工作便是把死者搬走了:「活著的人在第一個小時內得到了全部人的幫助,之後死者便被塞進家用貨車載走」。[51] 人們大約花了兩個小時清理充滿斷肢殘骸的街道。而由於匯中飯店的樓梯被炸彈炸毀,最後還必須出動消防車的雲梯來搬運樓上不幸罹難的屍體。

超過四百人被移往山東路上的仁濟醫院(Chinese Lester Hospital),而醫院裡待命的醫生也做好了要接受大量傷患的準備。十四號星期六,當炸彈掉在南京路與大世界遊樂場旁時,醫生們正站在醫院的屋頂上。稍早前,他們本來正在喝茶,是戰鬥機轟然作響的引擎聲讓他們站到屋頂上目睹了那場空中的人為疏失。[52] 沒多久,醫院便被受傷與截肢過的人潮占滿,從等候室、門診部,到走廊等所有室內空間,甚至是室外的院子,都擠滿了等待治療的人們,或坐或躺地散在各處。到處都是血。連要從傷者中挑出幾個進行手術都顯得困難重重,使得醫護人員只能從手邊最有可能救活的選起。至少有21名醫生在塞了七張手術台的四個手術房內忙碌著。在這樣緊急的手術狀況下,病人幾乎沒時間準備開刀所需的手續。「那簡直是一場冷酷的生意算計」一位醫生這麼說,只是當時沒有什麼其他的選項。到了晚上十點半,所有傷勢較為嚴重的人都得到了治療。[53]

在晚上七點時,大約有50個人不治死亡,隔天早晨則有105人因為截肢而死。在傷者中有10個外國人,大多是俄籍人士,受到了輕傷並被轉送至宏恩醫院(Country Hospital )治療。除了醫院裡聘雇的醫生,許多別處的醫生也志願照料傷者,在四個手術房內馬不停蹄地進行開刀直到深夜。[54] 為了與時間賽跑,醫生們無法照料所有的病患,也不得不拒絕那些傷勢較輕的患者,要他們隔天早上再來把刺進皮膚內的炸彈碎片取出。為了讓重傷的人適時得到治療,照護人員把所有能被移動的患者都移往孟斗班路醫院(Rue Montauban Hospital)、幕爾鳴路醫院(Moulmein Road Hospital),或是海格路上的紅十字會總醫院。[55]

在大世界遊樂場發生的第二次爆炸案很快就傳到了上海各單位的耳裡。一名英籍消防員與助理經理剛好在爆炸後抵達了該十字路口,雖然不是很確定傷亡的範圍,但他馬上就跳下了車,跑向最近的商店打給中央消防局,要求派送盡可能多的消防車與其他可供運輸的車輛。之後他又報告說商店內全部的人都已死亡,只剩一個雙腿都被炸斷、一隻手臂也被炸得粉碎的人活著。儘管傷重至此,這個人依然撐著掏出了五毛錢硬幣給該消防員,讓他打了這通讓救援工作得以到位、救出爆炸倖存者的電話。這位傷重的男士沒多久後就過世了。[56] 在靠近法租界那一邊,在公董局麥蘭巡捕房(Mallet police station)屋頂上擔任巡視工作的警察親眼看到了炸彈落在大世界附近。英籍消防員是第一個在爆炸後數分鐘內趕到現場的人,而警察長則在30分鐘後抵達,並立刻接手了尚未完整部署好的救援工作。[57] 他馬上打了電話動員所有可供使用的車輛,甚至徵召了一旁經過的車子,否則光靠幾輛救護車是不足以搬動所有傷者的。最後,有26輛公務車、貨車與卡車趕到現場,驅車來回不同的醫院間。[58]

但奇怪的是,傷者被救援與運送至醫院的選擇卻是根據他們在爆炸時站立與行走的位置來決定。因為炸彈正好掉落在兩個租界區之間,搜救員便根據自己的屬地對傷者進行治療,而死者也會因為倒下地點的不同而被移置到不同的地方。透過公共租界與法租界之間無形卻具有實質效力的轄區邊界,即愛多亞路與敏體尼蔭路/虞洽卿路所分隔的南北兩側,兩區不相合作的警察、消防局與搜救隊形成了兩個自治區塊。在路中央掉落的這顆炸彈反而凸顯出上海破碎的政治地緣與其荒謬性。

在大世界附近,隨處可見屍體四散在建築物旁的人行道上或是堆疊在紅綠燈旁,以車伕們依然緊握著拉桿死去。[59] 超過300具屍體堆在大世界的入口前,還有100具在對面的街角。在距爆炸點650英呎處的敏體尼蔭路上,炸彈的碎片也殺死了不少人。[60] 大量的死傷人數使得救援行動更加困難重重。從紀錄照片上看起來,搜救隊選擇先清運大世界入口前的100具屍體,好讓倖存者有更多空間。消防員也試圖把附近著火的建築與車輛給撲滅。[61] 稍晚,更多四散的屍體被運走,搜救員也因為花了數個小時集中傷患、死者而滿身是血。這項任務極其可怖,有的人必須用手帕蒙面來阻擋由燒焦的屍體與撕裂的四肢混合而成的惡臭。從影像檔案裡,可看到搜救隊必須先經過警察確認後才能把屍體運走。[62]

血液瀰漫在道路與水溝中,尤其是在大世界前,約有300人隨著他們僅有的行李、箱子、布包與鳥籠倒臥在血泊中。[63] 警察也在這場爆炸中也有所犧牲。在大世界附近,有四名中國警察死亡,六名(三個中國人、兩個越南人、一個法國人)受到重傷。[64] 連那些試圖保護自己房子的人也難逃一劫。[65] 搜救隊執行了家戶搜索,想要救出那些被埋在瓦礫堆下的傷者與死者。消防員、警察、紅十字會工作者、中國童子軍與其他許多搜救隊在斷垣殘壁中找尋生還者,但找到的大多是嚴重變形、沒有頭與四肢、或是被截肢了的屍體。人們震驚的程度和南京路上的差不多,但是由於傷亡的狀況更為慘烈,空氣中上百名傷者淒厲的哭喊聲、炸彈的煙硝與燒焦的肉味更掀起了人們的恐懼。在大世界遊樂場前,一個男人坐在地上,全裸但還活著,他全身的衣物都隨著爆炸而消失不見。[66]

如果屍體的狀況足夠完整的話,有的死者會先被放在棺材裡才被抬走。[67] 負責安排後事相關事宜的上海兩大主要機構,上海市普善山莊埋葬隊(Shanghai Public Benevolent Society)與同仁輔元堂帶來了好幾百個棺材,但死亡的人數遠超過了他們所有的棺材數量。對上海當局來說,當時沒有什麼是比迅速清空屍體更優先的考量,只要能全部都移走就好。但這樣龐大的工程卻連能夠把死傷者好好搬運的工具都沒有。從門框上被炸飛的門片被拿來充作擔架,搜救隊也只能徒手搬運屍體,並把他們放在竹蓆或是防水布上,再抬上卡車。死者們在毫無遮蔽的車斗裡一卡車接著一卡車地被載走。[68] 那個狀況下,沒什麼時間講求逝者尊嚴的禮節。[69]

在法租界內,公董局公共衛生處(Bureau of Public Health)在戰鬥從閘北開始時就規劃了緊急措施,並設立了危機處理辦公室以便在發生緊急狀況時聯絡與調度。[70] 所有醫護人員與其聯絡電話也很快地都被登記在冊,俾利緊急時通知。面對這樣的人道危機,上海幾個行政當局立刻施行了才剛規劃好的緊急方案,將傷者送往16間徵用醫院(圖14)。[71] 其中最大的廣慈醫院(Sainte-Marie Hospital)收治了約450名重傷病患,而俄國正教醫院(Orthodox Russian Hospital)也接收了35名嚴重傷患;耶穌會下的震旦學院(Jesuit-run Aurora University)職員搭建了臨時醫院收容約兩百名傷者,小姊妹醫院(Small Sisters’ Hospital)也為傷勢較為輕微的人們提供治療。紅十字更在這時於孟斗班路上的聖若瑟堂(Saint Joseph Parish)內設立了緊急醫療站。[72] 中方市政府派來的醫療團隊救治了約250位傷者,海格路上的紅十字總會醫院也收容了兩百名傷患。法租界內的11間小型漢醫院最後也貢獻了他們的微薄之力幫助治療患者。[73]

正如多份報告中顯示的,上海當地醫院的使用已達到了臨界點;即便是在和平時期,醫院的使用率也相當高。上百名突如其來的傷患人流幾乎耗盡了所有醫藥器材,而只有少數醫院才有適合的器械與合格的醫生為傷者進行重大手術。醫護人員馬不停蹄地替有需求的病患開刀、換藥,廣慈醫院裡全部八位法籍與中國醫師一直忙到凌晨兩點才把醫院裡的病患全部看完;俄國正教醫院的醫生則是工作了一整個晚上。[74] 就如此大量的傷患、醫療需求與有限的醫護人員(尤其是野戰外科方面)而言,在這麼短的時間內(10-12小時內)處理完所有病患,可稱得上是種證言了。一是證明了清理疏散的效率之高,並能根據傷患需求分配醫療處置與指派醫院,二則是證明了所有醫護與志願工作者在搜救與運輸傷者時展現的無比勇氣。只是,由所有的醫療報告都強調人們身上傷勢的嚴重性這點看來,無怪乎有許多人依然撐不過治療而死去。[75]

在法租界內,1,400名受爆炸波及的死傷者在兩個小時內被疏散,運送到醫院或是墓園裡。公董局巡捕發布了簡明的行政報告:「炸彈於四點四十五分落下,而七點時交通便回復正常」。[76] 但儘管公共衛生處長也說租界區的幾個行政機關都處理地相當快速,他卻沒這麼樂觀。當地交通並不是唯一,甚至最主要的問題。轟炸不只留下了各種碎片,還有斷肢殘臂、體液、血液等等。公共衛生處最大的顧慮是清理街道,避免感染的風險。所有職員整日賣力工作,直到凌晨一點才由行政當局宣布該地可安全使用。[77] 在兩天之內,道路被修復,電纜也重新被接上,而所有那場悲劇的痕跡,除了大樓的外觀以外,也幾乎都消失不見。而基於大家的同情,這次總共花了2,300元。[78]

 

屍體的處置

接下來的幾天,警方盡全力辨認大世界附近──至少是在法租界內,死者的身份。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也試圖替南京路附近或是大世界旁死去的外國人辨認身份,但由於資料的缺乏,我們無法得知身份辨認的工作是否也包含了在爆炸中喪命的中國人。辨認非自然死亡(例如自殺)的死者本就是公董局巡捕房的常規工作之一,法國警方早已習慣進行徹底的搜查,連在醫院接受治療後的行蹤也在調查的項目內。在爆炸後,每個警探都被分配了幾個案子進行調查,希望能夠找到並通知死者的家屬。[79] 不過,他們手上這項任務的規模不可同日而語。這樣大量的人數需要好幾天才能完成辨認的程序,而除了死者身上隨身攜帶的文件及物品外,警方沒有太多資料來展開調查。他們能做的就是收集所有衣物及隨身行李的碎片,消毒後交給負責難民收容的機構。[80] 但是在上百具屍體上,他們只收集到能辨認五十具屍首的資料。警方實際上只能指認出不到36人,也只找到其中9人的親友;其他屍體上如果不是沒有攜帶任何物品,便是在爆炸中丟失了。[81] 不過,所有外國人倒是都能從他們的座車、文件或是職業(警察)中判別身份。[82]

隔天,法租界的行政當局開始為了該如何處置屍體而煩惱。早上九點半,法國副領事馬賽爾·察諾(Marcel Chaloin)、羅伯特醫生(Dr. Rabaute)與其助手帕羅德醫生(Dr. Palud)前往公共衛生協助局(Bureau of Public Hygiene and Assistance),和 法租界政治部(Services politiques et Sûreté)部長羅伯特·裘比 (Robert Jobez)與王任董——第二特區地區律師與江蘇高等法院代表,一起帶了兩位中國驗屍官拜訪那些被權充爆炸案死者臨時太平間的地方。[83] 最大的集中地座落在徐家匯墓園內,有451具屍體──400名男性、23名女性、26個孩童──排列在空地上,只有3具被指認出來。[84] 其他臨時太平間大多都在醫院裡,多數都是在接受治療時,或是接受治療後,而去世的死者:廣慈醫院(48)、紅十字總會醫院(54)、同仁輔元堂(29)、趙主教醫院(Maresca Hospital)(3)、醫學會(Medico-legal Institute)(5)。[85] 按照性別與年齡排列的死者顯示出成年男性在這場爆炸中死亡的比例之高,而孩童只有65位。這樣子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因為炸彈掉落的地方不是什麼孩童會出沒的地點。不過,死者中女性的比例之低(41)卻有點難以解釋。上海的人口比例相當不平均;由於大量男性移民的移入,使得男性的數量比女性高出許多。但在1935年的人口普查中,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性別比例分別為156、141比100。大多數在大世界附近那場爆炸中死亡的犧牲者都沒能被辨認出身份。雖然死者的身份不明,但大多都是拋棄了自己的家園,流離失所地擠在這個前遊樂場難民營裡的某人,或是某人的家人。許多屍體已殘破不堪到連他們最親近的人都無法辨認。在雙方都同意的情況下,法國與中國政府都決定埋葬這些死者已經是事不宜遲。

在埋葬爆炸案後的屍體這方面,公共租界的行政當局似乎比法租界來得不疾不徐。在清空爆炸傷亡區後,所有屍體都託付給了上海市普善山莊埋葬隊。被就地裝入半開的棺材的屍體在埋葬隊於跑馬場附近設置的臨時停屍房中排成列隊,供民眾指認。我們不清楚是否所有在大世界與匯中飯店附近的死者都能找到這條等待回家的路,但大概不太可能。沒什麼地方能夠集中陳列這樣龐大的──總共600具──屍體數量,而行政當局也不會把那些扭曲變形的屍體展示在公眾面前。從《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上刊登的照片看來,民眾看得到的棺材數量遠不及真正的死亡數。[86] 像這樣把屍體展示出來也引起了不少抗議。在爆炸案後兩天,一位賽馬場公寓(Race Course Apartments)的外國住客寫信給公共衛生處,說明他的住家附近「累積了大量死屍」(very large accumulation of corpses)的問題;雖然這位尷尬的住客也表明普善山莊埋葬隊的作為值得讚揚,但他認為埋葬隊對這項工作的「態度有點隨便」(in a somewhat leisurely manner)。而公共衛生處則說埋葬隊干擾日常生活的工作屬於例外狀態,也會吩咐埋葬隊加派人手處理這個問題。[87] 不過,安置這些大世界爆炸案後的死屍只是埋葬隊晦暗工作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上海城內的戰事與湧入的難民使得屍體待撿的數量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要求立刻埋葬這些屍體的輿論正步步逼近。當時並沒有設備來保存這些屍體不至於在上海濕熱的天氣裡腐敗,也只有外國人和市政職員等少數死者得以被送往正式的殯儀館。那些被上海市普善埋葬隊就地入棺的死者用的雖然都是輕又便宜的棺材,但他們都是單獨被埋葬的。不過,為了方便作業,大部份的屍體都是先用貨車載到墓地後才能等待進一步的處理。現存檔案裡沒有任何段落提公共租界工部局最後是如何處置這些在他們領地裡發現的屍體,但公董局確是有將大世界爆炸案的犧牲者們一起埋在徐家匯墓園裡的兩大塊墓地裡。[88] 總計五百六十具的屍體被亂七八糟地以一種失去人性的悲哀方式丟進土坑,[89] 而當時也並沒有任何行政機關、民間機構或是集體行動能像英國遭遇到大轟炸時那樣,避免死者遭受到這種毫無尊嚴的待遇。[90] 過了幾天,法租界的公共衛生協助局發布了通知,對於租界區內該如何處理因為間接傷害(collateral damage)而死亡或受傷的人做了清楚的規範。身份不明的死者有兩種處理方式,中國人被送往徐家匯墓園等待進一步指認,而外籍人士被送至台拉斯脫路(Route Delastre)上的太平間。[91] 在戰爭傷亡的處理上,不同種族之間依然有著界線存在。

 

媒體筆下的大屠殺

對於出於意外轟炸而大量死傷的中國平民們,媒體與官方有著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當時的主流英文報《字林西報》把這次意外做成了8月15日週日版的頭條新聞:「六百人死於上海空襲」(600 persons killed in air raids on Shanghai)。這標題內的數字與事實落差過大,但即便行政當局也都尚未能得出死者的總數。接著,它的副標描述了這場災難的程度:「中國炸彈掉落在外國區域裡」(Chinese bombs dropped in foreign areas)、「死亡的飛彈將南京路一隅與大世界變成了廢墟」(Nanking Road corner and Great World turned into shambles by missiles of death)、「上百人湧入醫院」(Hundreds are rushed to hospitals)。隔天,這次的爆炸事件依然是頭版新聞,並有更多關於這個意外與後續相關的細節與消息。《字林西報》的母報,《北華捷報》也登了類似的標題。這些報紙的首要報導焦點在於無辜人民面對戰爭的恐懼:「當中國人首次使用飛機轟炸日本巡航艦出雲號,現代空中戰爭與其恐怖便在昨日降臨上海」(modern aerial warfare with all its terror descended on Shanghai yesterday when the Chinese for the first time used airplanes to bomb the Japanese cruiser Izumo)。[92]《密勒氏評論報》(China Weekly Review)(譯註:China Weekly Review 前身為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即密勒氏遠東評論,但後來英文刊名雖然更改,中文刊名依然維持不變)的標題則為:「上海經歷了現代戰爭的極度恐怖」(Shanghai experiences horrors of modern warfare to a pronounced degree)。[93]

《字林西報》也刊出了四大張南京路遭受轟炸的相片。其中兩幅照的是華懋飯店的入口附近的損毀情況,一張是一位上海萬國商團的軍官站在碎石上,背後有兩台燒焦的車輛;另一張則是數名軍官正要進入飯店大廳的景象。另外兩張照的也是同樣的地方,但視角則是朝向南京路。這兩張照片都是從匯中飯店那一側取景,看得到路邊停著的車輛,而其中一台正燃燒著。不過,這幾張照片裡最震撼的地方,則是那些散落的屍體與斷肢都毫無遮掩地被展示了出來。這些血腥、可怕的影像試圖向讀者表達出當天的慘狀,也顯現了戰爭的殘酷。

媒體的次要論點則是應當保護外國租界區的神聖性,讓租界區與戰事保持一定的距離。《字林西報》刊登了一篇名為《悼念上海》(Shanghai mourning)且措辭強烈的社論:「慘絕人寰的第一次軍事行動」(ghastly first act)、「被恐怖所打擊的人們」(horror-stricken population)、「對和平百姓的恐怖殺戮」(horrible slaughter of peaceful civilians)、「可怕的大屠殺」(fearful holocaust)、「令人悲慟」(soul-wracking)、「對文明的褻瀆」(crime against civilization)等字眼佈滿整篇文章,抨擊租界區政府竟然沒有在兩個星期前預測到這場籠罩著上海的危機。該文章也對死者的親屬表達「由衷的同情」(deepest sympathy),並希望這份同情不會被解讀成是個「空虛的姿態」(too empty a gesture)。這篇社論接著批評上海並沒有從1932年的事件中學到教訓,並呼籲所有行政當局應該發揮他們對於日本和中國政府的影響力,以避免戰事繼續擴大。隔天《字林西報》仍然大篇幅地報導爆炸案的後續,頭版標題是「空襲死亡數持續攀升」(Death roll mounts in Air Raid),下面的副標為「將近有一千兩百人於週六的慘劇中死亡」(Nearly 1,200 killed in Saturday’s tragedy)。[94] 英國於南京和東京的大使也分別向中國和日本政府表達他們對於上海成了戰地的憂慮。[95] 英國、法國和美國政府都針對外國租界內的爆炸案,向當地的中國外交處提出了嚴正的抗議。國際公共租界區的行政當局要求居民在夜間滅掉所有不必要的燈光,並遠離門窗及大樓外牆,以免再次發生空襲。所有的電台、報行與電影院也都不停放送這個消息。[96] 法租界實施了戒嚴,要求所有居民除非持有警方的通行證,否則在晚上十點至隔天凌晨五點間皆不得外出。[97] 三天後,工部局也採取了類似的措施。[98]

為了預防類似的恐怖意外再次發生,工部局向日本政府施加壓力,希望出雲號能夠駛離日本總領事館附近的區域。日本第三艦隊總司令、海軍中將長谷川清(Kiyoshi Hasegawa)則拒絕了所有撤離出雲號的要求,並且將這次死傷的責任歸咎於中國空軍的「盲目轟炸」(blind bombing)。他堅稱自己的責任在於保護日本國民與財產,而為了履行這個責任,他有權根據他自己的判斷獨立執行必要的任務。既然日本國民的性命仍然處於中國的攻擊威脅下,且沒有其他外國勢力能加以保護,長谷川表示很他很遺憾無法順從大家的建議,將出雲號移到更遠的地點。[99] 9月8號,三位海軍上將,分別是法國海軍總司令畢果將軍(Jules Le Bigot)、英國駐華海軍司令李杜(Charles Little)與美國海軍亞洲艦隊司令亞內爾(H. E. Yarnell)一起簽署了一份備忘錄,希望交戰雙方能避免在城市裡開戰,並且能夠都撤離船艦——包含出雲號——與大砲,也強調了衝突發生時會對外國租界區的居民及財產所造成的顯著傷害。[100]

儘管有這種種壓力,日軍司令仍然拒絕移動出雲號。相反地,他們辯稱「中方飛機於租界區的公然攻擊……是中國魯莽決意要摧毀上海日本人性命與財產的證據」(the overt bombing of the Settlement by Chinese aircraft [….] was evidence of the ruthless Chinese determination to destroy Japanese lives and property in Shanghai)。他們宣稱,有鑒於那五萬駐紮在上海附近的大軍會對日人性命造成威脅,日本不能停止「施行自我防衛的權利」(invoking her right to self-defence)。日本在上海和東京的公報都將這個責任推到中國政府頭上,指他們違反了先前簽訂的軍事條約,完全忽略了中方以往的讓步與其捍衛國土的基本權利。日方以這樣居高臨下的姿態所回應的,只是隨便地承諾會「盡力保護外國勢力在中國的利益」(best effort for the protection of foreign interest in China)。[101]

既然從空中攻擊出雲號的行動失敗,中國便嘗試發起海上攻擊。10月16號一整天,日本的水上飛機都集中火力攻擊中國集結於浦東的部隊。大約在晚上9點,正當日本船艦以重砲攻擊位於浦東的中國軍隊,一條中國的小船混入一群商船中,然後倏地改變方向往出雲號靠近。它近距離地朝出雲號發射了好幾枚魚雷,有些在靠近外灘的河裡寶詐,而有些,即便沒有擊沈出雲號,卻也造成了船體的嚴重損傷。不過,這次日本政府倒是清楚收到了這次行動的訊息,並最終決定把出雲號移到河的下游,還能得到其他日本戰艦的保護。[102] 這次的勝利雖然微小,但對中國來說卻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

對中國當局與上海的輿論領袖來說,這次對中國平民的意外屠殺無異是個巨大的恥辱。當英文報紙紛紛用斗大的標題報導這個大轟炸及其駭人的後果,上海的中文報紙卻幾乎是默不作聲。他們無法完全無視這件意外,但他們選擇把焦點放在英勇的中國士兵與邪惡的日軍之間的戰鬥。隸屬中央政府的《中央日報》在8月15日發行的報紙中絲毫不提此次爆炸案,但當先施百貨於一星期發生爆炸案時,他們倒是毫不猶豫地立刻跟進報導,要求日本空軍負起責任。[103] 上海主要的國際報紙《申報》在頭版報導了中國空軍是如何摧毀了三輛日本砲艇,如何在首次交戰便取得如此重大的勝利。頭版下方的「上海本地新聞」一欄則是報導了一顆流彈擊傷了「數百名路人」,而並沒有分別提及南京路與大世界的傷亡。這兩處被當成數起傷及上海平民的爆炸案的一部分,「死者不少於三百人」。炸彈的來源並沒有明說,但它卻把矛頭指向了日本空軍。《申報》也提及了搜救行動,只是尚未對細節詳加描述,它便繼續報導浦東的戰事。報紙的內頁對大世界所發生的慘劇有較為全面的敘述,並承認有兩顆炸彈──估計每顆重一百磅──意外地從在激烈的戰鬥中,從中國飛機上掉落。《申報》也支持了官方對這次意外的說法,將爆炸案的發生解釋為出於負傷的飛行員與炸彈架失靈。隔天,它則是報導了法租界內的死亡人數與同仁輔元堂協助埋葬的消息。[104]

另一本知名刊物《東方雜誌》在事件過後的9月1號發行了第一刊。由於預估之後有可能會遇上發行困難,《東方雜誌》首刊便出了兩本,也縮短了發行週期。第一本以數幀相片開頭,照的是在上海戰爭中的中國士兵、受傷的中國平民,以及四幅8月23日受日軍轟炸後的上海南站,但對於那個「血腥週六」及8月23日先施百貨遭受轟炸的事件卻隻字未提,也沒有任何相片。在相片解說裡,上海南站與北新涇的爆炸案有「百餘名死亡」,[105] 但對於上海發生的戰事與其它類似的轟炸失誤事件卻沒有任合報導。第二本則刊登了閘北戰爭與拔子橋墓園裡的中國士兵的相片。[106] 即便在之後的十一月刊裡總結了上海戰爭的經過,《東方雜誌》也從未提及這些爆炸案。[107]

在中國政府最初的轟炸報告裡,空軍中隊的司令解釋他們的飛行員在試圖攻擊出雲號時遭遇了一陣密集的高射砲反擊,造成一架飛機失蹤、飛行員受傷、兩架轟炸機受損,使得他們最後極為困難地降落在閘北。不過,在這次通訊中一定有什麼誤會,因為要降落在閘北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他們只能降落在虹橋。同樣一份報告則指出炸彈是由於炸彈架遭到高射砲攻擊損毀而意外掉落。這使得蔣介石下令進行全面性的調查,並承諾若是此次爆炸案只是出於拙劣的射擊技術,他將會對相關人員進行懲戒。[108] 8月15日,在一封中央通訊社的電報中,中國政府承認了此次轟炸事件並且「對於這樣無法避免的意外導致了許多無辜性命的死傷表達深切遺憾」(expressed deep regret that such an accident should have helplessly occurred and resulted in the death of several innocent people)。[109]

當時的美國總統夫人愛蓮娜·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向宋美齡福發了一封電報,希望能讓上海的外國租界區避免受到戰爭波及,而宋美齡則以平和的語氣回答:「對於從兩架受損飛機上掉下炸彈這樣一件可怕且慘烈的意外,沒人比我們更感悲慟」(no one deplores more than we do the terrible and tragic accidental dropping of bombs from two damaged airplanes)。她也表示蔣介石對於這個消息感到非常震驚,並已下令調查,強調根本不應該有炸彈掉落在吳淞江的南方。[110] 不過,中國政府的官方立場卻透過《中央日報》的一篇社論表達地十分清楚──在外國租界裡死傷的中國及外國平民固然不幸,但在1932年的事件後,中國政府就已警告過租界區政府日軍日漸加強的軍事武力,唯獨工部局置之不理,才會使得傷亡的人們在這次中國試圖保護租界區的措施中,成了無法避免的犧牲。中國當局保證會盡力保護這些外國勢力,但意外還是有可能會再度發生。[111]

中國政府始終堅持著他們對這次意外發生原因的解釋,而上海大部份的外國報紙也採用了此一說法。[112] 在那之後,蔣介石說要進行的調查便渺無音訊,如果他真的有開始的話。時間有限,當時正值動員中國所有人員與軍力的時候,中國空軍需要所有可用的飛行員,也沒什麼時間讓他們自怨自艾或是懲罰自己,所以能忘掉這件爆炸意外當然是再好不過。而中國飛行員也那之後的幾個星期,甚至是幾個月,都奮勇地對抗無論是在裝備、訓練或是製造上都更為精良的敵軍。中國在上海打仗的初期損失了不少空軍,而在8月18日,蔣介石為了褒獎中國空軍在抵抗日軍突擊上的功績,決定將所有參與抗戰的飛行員的薪餉增加一倍,並頒發獎金給傷兵及在戰鬥中死亡的飛行員家屬。[113] 爆炸案後沒多久,日本當局通知租界區的領事館,宣布他們將會避免讓攜帶炸彈的戰機飛過吳淞江以南的國際租界區領空,但中國卻拒絕了同樣的提議。不過,之後我們會發現,日本空軍依然讓那些載滿致命武器的飛機劃過租界區上空。[114]

 

戰火下的平民:先施百貨轟炸案

實際上,上海的行政當局很難有任何作為來保護一般的平民百姓,且來自於空中的危機有時根本無法預測。除了戒嚴──這項基本上是在維持公共秩序與控制人口的政策外,租界區最主要的預防措施便是把沙包堆在巷口、街角及窗邊,以及築起緩衝炸彈和流彈衝擊波的防衛工事。事實證明,即便沙包無法拿來當作防彈避難所,它吸收來自金屬爆裂物等衝擊波的效果遠比其他材料來得好。[115] 成堆的沙包因而成了上海街頭巷尾的標準景象。[116] 兩個租界區的市政工程部門幾乎承包了所有用來保護身家財產的沙包。公共租界區的市政工程處用沙子填滿了至少11萬4千個布袋以保護平民,也另外為英國和美國部隊製作了3萬1千個沙包。[117]

只是,在大世界或是外灘附近死傷的民眾並非這場正打得如火如荼的戰役中的唯一犧牲品。在8月14日的一整個上午及下午,許多離交火區還有好一段距離的民眾也被飛竄的爆裂物擊中;流彈、彈片、甚至是偏離目標的導彈都掉落在楊樹浦和虹口這兩個被戰火捲入的租界區內,以及離戰場更遠的偏遠市區。法國警察接到了許多受到間接傷害的案子,包含民眾與建築物,並將傷者送往醫院。[118] 接下來的幾天,中國空軍發起的攻擊絲毫沒有減弱的跡象,並在每次欲靠近攻擊區時便飽受高射砲與機關槍的招待。高射砲的碎片降落在城市裡的不同地方,造成幕爾鳴路與威海衛路口附近的民眾3人死亡、9人受到重傷。在亞爾培路(Avenue du Roi Albert)與霞飛路(Avenue Joffre)附近則有1名女性死亡、6人受傷。數分鐘後,一顆彈片在幕爾鳴路擊中了正拉車前往靜安寺路的黃包車伕。[119] 在浦東,外灘碼頭上的中國航海公司(China Navigation Company)上方也有炸彈爆炸,造成16名中國人喪生、四人受傷。[120]

在一個晴朗的天候狀況下,中國飛機再次試圖從更高的地方進行攻擊。8月16日,兩架戰鬥機來到了上海上空,再次試著擊沉出雲號,也再次吸引了群眾在街上觀看,直到從日軍戰艦發射的砲彈碎片再次如雨般落在街道上。8月14日的爆炸意外並沒有讓中國空軍改變攻擊方式。轟炸機從虹橋的方向飛過公共租界區朝北方抵達了河邊,然後在出雲號附近開始卸下它們的爆裂貨物。轟炸機沒擊中目標,但依然在之後沿著河邊日軍所在位置進行攻擊時,對一條日本潛艇和兩隻砲艇造成傷害。[121] 而即便出雲號已改停在河的下游,它依然是中國飛行員的攻擊目標,並多次試圖從空中將其擊沉。[122] 四個俄國人被出雲號所發射的高射砲碎片擊中,死在閔行路(Minghong)和蓬路(Boone)間靠近薩沃伊飯店(Savoy Hotel)的百老匯路(Broadway)上。不僅如此,大量的中國平民也死在同一條路上。而雖然中國飛機錯失了出雲號這個目標,他們還是擊中的日本領事館,造成領事館內多位員工受到輕傷。[123]

不過,那些受到間接傷害的人們並不完全都是由爆炸案導致。當時抗日的情緒正盛,而在那關鍵性的8月14日早晨,一群七名在外灘登陸的日本人先是受到中國人的咒罵,接著便被群眾追打。大多數的日人都設法搭上附近的計程車逃離現場,獨剩一位被民眾包圍、毆打成重傷。一名警察聞訊趕到現場,但卻無法闖過一大群攻擊者去解救該名日人;直到一小隊警察到達,才讓這群人潮解散。[124] 幾天後,在法租界,一間日法餐廳「瑪格森」(Magasin Franco-japonais)的員工坂西(Shakanishi)外出幫同事買麵包。當他遲遲不歸,另一位同事寅次馬場(Toraji Baba)便外出尋找。結果兩人都在霞飛路和邁爾西愛路(Cardinal Mercier)上的國泰大戲院附近被怒氣沖天的中國人團團包圍。坂西在遭到群眾一頓毒打後受到重傷、頭骨破裂,而馬場則被發現死在附近。這兩位分別是19和21歲的年輕人在離自己工作的店鋪幾呎外的地方,成了盛怒下的犧牲品。在租界的其他地區,類似這種毆打所謂的日本叛徒的事件也不斷發生,甚至還有一位不幸的葡萄牙人與菲律賓人因為被誤認成日本人而遭到同樣的命運。這幾天內,群眾攻擊的事件不斷在租界區發生,使得警察必須鳴槍才得以制止。大多被毆打的人們最後都因病況危急被送到醫院。[125] 根據仁濟醫院的醫生說法,該醫院平均每天都會收治約15名因被誤認成間諜或日本人而遭到充滿怒火的群眾毆打的中國人,並有多人因傷死亡。[126] 在這樣充滿敵對狀態的早期上海,平民傷亡的程度無法被真正計算。除了報紙會粗略估算死亡數以外,大部份因為空襲而死的死者們都沒有被計算在內,而許多較為小型的攻擊事件則根本沒有被報導。但是,光是在警察盡忠職守計算每一個傷亡數的法租界區,在戰鬥開始的第一個星期,離戰區最遠的地點也都有2,214人死亡;即便扣掉了大世界爆炸案的死亡人數,也有超過一千個居民死在空襲和流彈下,好幾百名受傷。[127] 當日軍在南部登陸,攻擊位於南市的中國軍隊,雙方交火下的流彈碎片也紛紛降落在租界區內。在1937年下旬,這短短幾個星期的戰鬥造成36位居民死亡、117人受傷。[128]《字林西報》的俄籍插畫家薩巴久(Sapajou)生動地畫出了在上海居民頭上發生戰爭的荒謬性,以及其讓全世界(甚至是相對安全的中立外國租界區)都關注的緊張狀態。[129]

此時的上海仍尚未從匯中飯店、華懋飯店和大世界的爆炸案中恢復,但另一件發生在主要商業區道路的悲劇卻隨即再次發生。8月23日,兩顆炸彈由不明的飛機上掉落。第一顆擊中了浙江路上的先施百貨,第二顆則是穿過了位於四川路上、I.C.I(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帝國化學工業)大樓後方美國海軍倉庫的三層樓,但卻沒有造成任何傷害地在一樓的水泥地上裂成碎片。大部份的損傷則是來自於灑水器啟動試圖熄滅炸彈引起的火災。此時,一陣令人暈眩的爆炸聲傳來,撼動了先施百貨,竄出了大量煙霧,也讓石塊撒得滿地。先施百貨的地上三層樓與連接的永安百貨承接了爆炸的所有能量。[130] 這個爆炸的時機點也許是使得傷亡沒有繼續擴大的唯一原因。這次飛機炸彈掉落事件發生在下午一點的前幾分鐘,許多人趁這時候外出午餐,而百貨內的顧客也由於在戰時無法消費太多而比平時少了許多。不過,南京路依舊鎮日維持著熱鬧的景象。爆炸時成隊的汽車與巴士正在街上,而乘客都成了橫飛的金屬碎片與其他物體攻擊下的犧牲品。

這顆擊中了先施百貨的炸彈再次將南京路變成了一間藏屍所。173人瞬間死在路上、百貨大樓和附近的商店裡,且有另外549人受傷。[131] 當這可怕的爆炸發生時,1號公車正巧駛經南京路上。車窗全部碎裂,車體嚴重受損。雖然受到了驚嚇,公車司機卻沒有停車,反而繼續將巴士駛離爆炸地點。而不少乘客雖然也逃過了一劫,但更多則被爆燃的物體擊中,橫死路邊。[132] 一位被炸彈碎片襲擊的黃包車伕倒在自己的車裡,看似在休息,但實則當場死亡。[133] 南京路和浙江路口負責維持交通的印度巡捕則是在他的崗位上死去。[134] 先施百貨的整面展示櫥窗成了被血漬污染的商品和斷肢組成的混亂景象。在被砸爛的櫃檯兩旁,售貨員和顧客死於結帳的那一刻。當最後要進行損傷評估時,隨處可見的盡是爆炸後所帶來的可怕景象。在爆炸100碼的半徑範圍內,南京路與其他三條相連的街道布滿了玻璃、窗戶與彈殼碎片,幾十具屍體倒臥在汩汩流出的血泊中。人的殘骸、幾分鐘前還在路上走動的男男女女的血肉,都噴濺在附近的車輛上。[135]

警察隨後立刻在福建路東邊與永安路西邊圍起了警戒線,阻止車輛與行人繼續前進以利救援作業。五分鐘內,消防車、救護車、警察、萬國商團與童子軍,以及工務處的苦力們再次深入成堆掩蓋了街道路面及無數屍塊的廢墟中進行搜救。[136] 由於死傷者身上都被大量的建材覆蓋,這次的搜救工作遠比一個星期前來得更為艱難。[137] 悶燒著的火星隨時都可能轉變成大火,而斷裂的樓梯也讓搜救隊難以進入現場,使得傷者被困在其他較高的樓層,最後只得出動梯子以進行救援。[138] 爆炸過後搖搖欲墜的大樓噴出大量的石灰覆蓋在附近所有的物體上,也把屍體包成了木乃伊。除非下面的人試著移動身體或是呼救,否則搜救隊根本難以辨認是否有人被掩埋其中。搜救隊仔細地尋找人們發出的呻吟聲,把石塊丟到一旁拉出死傷者,並且立刻給予急救。從一張當時的照片裡,我們可以看到一名警察正是如此地對待受到驚嚇的婦人。[139] 受到輕傷的民眾則是在被包紮後立刻送到醫院等待治療。[140]

由於這次爆炸案造成身體難以辨認,死者們的屍體幾乎無法好好整理。貨車與救護車上載滿了死去的、即將死去的、以及受傷的人們,來回奔馳於爆炸現場及不同的醫院和停屍間。死去的中國人被放進棺材裡(雖然在照片檔案裡,看起來是被移到貨車上然後載往膠州公園)等待被家屬指認。[141] 那些沒有被家人帶走的屍體則是被交付給其他機構舉行葬禮。[142] 總共有137具屍體被移往膠州路上設置的臨時停屍間,但我們無法得知最後當局是如何處理其他的屍體。[143] 當搜救隊正忙於安置死者,工務處的50名苦力則開始清掃路上的殘骸。[144] 街道上與百貨公司附近充滿了大量各式各樣的金屬物。[145] 到下午三點半,建築物旁都搭起了木板,避免脫落的水泥塊掉落到街上,路上的血跡被清洗乾淨,輕軌電車的電纜也已被修復。雖然只限大眾交通工具,但南京路此時終於再次開放通行。[146]

仁濟醫院接收了兩百具血淋淋的軀體,其中許多都在被確認死亡後被移到了太平間。受到輕傷的人被送往急救醫院,而醫護人員則將受到重傷的人都集中在一起。這次的傷亡數比上週的大屠殺少了許多,因而醫院裡不像8月14日那般瘋狂。醫護人員透過上次的經驗被迫學習了該如何面對大規模的緊急狀況,四間手術室也再次地全速作業。一整個下午,隨著更多的傷者在先施和永安百貨的廢墟下被發現,醫院裡也不停地繼續接受病患,而中國家屬則擠滿了醫院走到尋找他們失蹤的親人或朋友。當他們無法在病床上找到自己的親朋好友,下一步,便是轉往停屍間。《字林西報》充滿同情地報導那些帶著悲傷與恐懼臉孔的人們是如何四處東奔西走,只求能夠找到他們的家人及朋友。

有鑒於醫院病床的需求急遽增加,工部局安排了人員於每日早晨前往租界區內醫院,調查空床的數量。這些消息之後被傳達至全部的搜救隊以及其他機構,以方便更快速地調送傷者。還好,在那之後沒有再發生任何大規模的傷亡來測試這樣子的安排是否真的有效。不過,由於戰爭難民大量增加,加上受爆炸波及受傷的民眾也不停湧入,醫院始終處於極大的壓力之下。與1932年的狀況相比,戰鬥中受傷的中國士兵同樣地不再被送往普通醫院,而是被轉送至戰地醫院、後方軍醫院及緊急紅十字醫院。

在確認先施百貨裡掉落的炸彈時,許多事情都危在旦夕。由於其中一顆幾乎完整無缺地落在地面上,清楚辨明炸彈從何而來應該不是個問題,但中國與日本卻宣告了完全相反的結果,互相指控對方應為此負責。美國與英國海軍軍官把收集到的炸彈碎片拼湊起來,發現炸彈體積龐大,底部直徑有16吋,整顆幾乎長達4呎。調查的初步報告一致認為這顆空襲炸彈重達1千磅。[147] 不過,之後英方炸彈專家卻將炸彈重量調降為750磅。[148] 這顆炸彈之後被移到中央捕房(Central Police Station),等待被送往美國海軍作為該次爆炸事件的「呈堂證物一」。這顆炸彈離英國與美國的上海辦事處、日本大使館新聞處、中央捕房與上海萬國商團總部不到幾碼而已。[149] 日本當局否認與這次的爆炸案有任何關係,而他們派出的兩位專家也在當日下午五點檢驗了炸彈碎片,並宣布其並非來自日本。炸彈的重量也遠比一開始的調查來得輕,約五百磅;而經過更精確的測量後,炸彈體積則應為40吋、底部直徑7吋。這種大小離交戰雙方的標準配置炸彈都相當接近。但日本專家則認為根據炸彈上所顆的「SSTN」字樣,應可以排除日軍持有的可能。他們也發現該炸彈是早已被日本空軍淘汰、不再使用的種類。[150]

中央通訊社發布了長篇聲明交代中國官方對於該炸彈的調查結果,而他們認為這顆炸彈毫無疑問地屬於日本。在爆炸發生時,沒有任何一架中國飛機飛越公共租界區的上空,但卻有人親眼見到日本飛機攜帶炸彈轟炸位於浦東的中國軍隊。中國的炸彈專家也宣稱,儘管炸彈碎片已嚴重變形,他們還是能辨認出上面的商標及旁邊刻著的兩個英文字母「SS」。而他們認為這兩個字母是倒過來的日本文字。不僅如此,他們也指出炸彈的內面漆了兩條黃線,而黃色,根據中國政府,是日本人最喜歡的顏色;中國軍方則是依規定漆紅色。[151] 在後來一篇名為「給編輯的一封信」的投書裡,一位中央社的中國讀者則說,在爆炸案發生的當時並沒有聽到任何飛機從日本戰艦上起飛,但若是有中國的飛機靠近,日本總是會用猛烈的砲火迎接。[152]

《申報》後來也提供了一篇對於爆炸案的詳細報導,檢視關於這場人為災難的每個細節。這是第一份由新聞媒體製作、針對屠殺大量平民的詳細報導,並附有許多數據與地點等等的分析。這也是《申報》第一次刊登爆炸案現場的照片,其中一張照的是一台貨車上載著的斷手與斷臂。[153] 該報同時也花了相當長的篇幅探討炸彈的來源。對於那顆未爆彈,他們則是採用了中國政府的專家說法。[154] 光是分析炸彈的歸屬,該報便用一整個頁面來討論,也以肯定的語氣推測那是顆日本炸彈。[155]《申報》報導了中國官方的解釋,但卻對於日本是否該為這起意外爆炸案負起責任隻字未提。《密勒氏評論報》也同樣刊登了南京路上死者的血腥畫面,用來加強他們的抨擊,譴責發生在一般中國百姓身上的暴力。戰爭的頭兩個星期就已經造成兩千多人死亡,而受傷的人數也不相上下;在應該是非戰區的法租界裡,許多人就這麼成了終身殘疾。[156]

關於炸彈的來源並沒有其他更進一步的討論,但軍事專家不太可能就此放棄追究責任,或是至少解析爆炸對於鄰近建築物所帶來的影響。在一整個上海戰爭時期,英國軍官檢驗了受轟炸的建築並寫了詳細的報告。[157] 兩間百貨公司在爆炸事件後停止營業了整整五天,但8月29日隨即雙雙再次開門,而其他官方機構也就此撤退,回到在外灘上的辦事處,顯示出他們不再感到害怕。隨著商業活動繼續在租界區進行,大批的人潮又開始聚集在南京路與外灘上,黃包車也恢復了營業。[158]

 

戰火下的平民:上海南站轟炸案

最後一次的大型屠殺事件發生在8月底,日本飛機轟炸位於南市的上海南站。雖然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在事件發生的前四天回報租界區的衝突有緩和的跡象,也撤離了上海北邊的軍事防衛,但日本還是精心策劃了一場針對城市南部的攻擊。日方為了協助部隊前進,他們轟炸了整個上海南部。相比起其他上海平民轟炸案,這最後一場事件的檔案最少,但卻有著最為出名的影像紀錄。

8月28日的午後,當幾百個人正擠在火車站的月台上等著下一班列車將他們載離上海時,12架日本飛機盤旋在南站上方,等著丟下8顆炸彈。[159] 由於北站位於戰區的中心,火車全部停駛,南站於是成了難民進出戰時上海的主要集中地。許多難民也耐心地花了好幾天等著排到往杭州的火車票。大群的難民塞滿了售票處,月台上也有擁擠的人潮迫切地希望能趕快離開這個被戰爭撕裂的城市。只是,命運帶領他們前往的最後一站,是死亡。雖然車站大樓本身只有輕微損毀,但它的門窗都被震成了碎片。一顆炸彈擊中了附近的倉庫造成大火,並且隨著落在附近運輸公司的燃燒彈,蔓延成吞噬了鄰近房屋的火海。[160]

由於四顆炸彈落在車站大樓的附近及鐵軌上,車站本體的毀損最為嚴重。炸彈的其中一顆在車站不遠處爆裂,炸毀了鐵軌旁的一座水塔。另外一顆則是擊中並摧毀了橫越軌道的天橋。[161] 一陣濃煙高竄,車站和附近的房子也燃燒了起來。另外四顆炸彈分別落在國貨路上、過了車站以北的兩個路口處、三官堂路與羅家浜一帶。[162] 血跡、斷肢與殘骸散落在車站附近的區域裡,而許多本來將成為旅人的,都或死或傷地被掩埋在石堆底下。同一時間,恐懼與驚慌占據了附近的街頭,而炸彈仍然一個接一個地爆炸。幸好,沒有任何一顆炸彈落在了被百餘名驚慌失措的難民當成避難所的車站大樓上。

雖然和日軍的說法相反,中國發言人強調被轟炸的區域完全沒有任何中國軍隊,並且抨擊這次的轟炸案只是為了想肆意地殺死無辜百姓而已。在上海的中立國際觀察家也確切表明當地沒有任何中國士兵。中國政府當局指控他們的敵人蓄意對平民進行恐怖攻擊,或只是為了替他們在上個星期於虹口的戰鬥中損失的日本士兵進行報復。日本在當天上午就已揚言要轟炸黃浦江上的中國封鎖線,而記者與攝影師也都聚集在太古洋行(Butterfield and Swire Building)的屋頂上。不過,直到下午三點,攻擊的預言並沒有實現。正當許多人打算放棄離開屋頂時,南站突然開始被轟炸。屋頂上的其中一人,王小亭(王海升),美國赫斯特新聞社(Hearst Metrotone News)的新聞攝影記者,衝到了現場拍攝這場殘殺的影像,而其中一張使得他成了舉世聞名攝影師。[163] 在10月4號刊登了這張照片的《生活》週刊(Life Magazine)宣稱有超過136萬人看到這份影像(圖15)。照片裡的嬰孩先是在現場獲得急救,然後才緊急送到醫院。[164]

大同中學的學生是第一批到場為死傷者急救,並將他們搬到後來趕到的貨車上的人。傷者被快速地送往附近的醫院,但還是有許多人走到租界區尋求治療。由於爆炸後產生了許多障礙物,救援行動也變得困難。熊熊的火焰吞噬了多棟附近的房子,而從倒塌的電線桿上掉落的電話線與電纜也交纏成了阻礙通行的路障,直到稍晚才被移除。死者被放進慈善機構提供的棺材裡,等著被抬出、埋葬,但同樣的,棺材的數量遠遠不夠。在如此短時間裡發生的連續大量死亡事件將這些慈善機構的資源用到了極限。兩天後,依然有60具屍體躺在車站月台上。不過,在那天的尾聲,他們都從車站被清空了,成堆無人認領的行李就這麼留在難民曾經推擠著想要買到通往安全之處的售票口。[165]

上海市政府和租界區所進行的救援工作有一點相當不同,即缺乏系統性的指揮。中國市政當局要不是不在現場,便是不知如何處理,使得對於死傷者的協助工作幾乎全靠慈善機構才得以完成。在攻擊爆發後,由於財政緊縮,上海市政府將其員工縮編至本來的25%,薪水也縮減到只夠維持生活開銷。[166] 他們沒有任何能夠協助傷者的醫療方案,而大部份人都被帶到租界區治療。仁濟醫院收治了大約100名病患,大多是女人與小孩,使得手術房再次忙碌到傍晚。但是由於傷亡人潮持續湧入,大約有一半的人被送往巡捕醫院(Police Hospital)、廣仁醫院(Saint Elizabeth’s)、同仁醫院(Saint Luke’s)與俄國正教醫院。好幾名傷患最終仍敵不過他們的傷勢。[167] 一位正在仁濟醫院住院的外籍人士述說當時見到「男人、女人、幼童,甚至是嬰孩……全身是血地被帶進來,有些人肚破腸流、手和腳都被炸成了碎片」(men, women, children, even babies [.…] being brought in blood soaked, some of them disemboweled, legs and arms torn to pieces)。他憤恨地譴責造成這場屠殺大量無辜平民的兇手,而根據過去的經驗看來,這場屠殺必定是個蓄意預謀的行動,沒有其他藉口。[168]

根據《申報》,112人在這場南站轟炸中死亡、170人受傷。[169] 發生在手無寸鐵的難民身上的任性暴力引發了外國人的憤慨。《大美晚報》(Shanghai Evening News)刊登了一篇社論,將這起事件稱為一場謀殺案。[170] 所有基督教傳道機構都聯手向各自的政府抗議這起事件,尤其是在美國。雖然沒有明確的數據,但比起前幾次在租界區發生的轟炸案,這次的婦女及小孩傷亡數看起來似乎高出許多。那張關於南站轟炸事件的代表性照片觸發了世界性的輿論,使得日軍在這場戰爭後期顯得極為不堪。那張月台上哭泣的嬰孩照片成了《生活》雜誌的下一期封面,也成了日軍殘暴行為的象徵。即便到今日,儘管有許多人誤用這張照片,它依然是教科書和歷史影像檔案裡必定會出現的代表性影像,當然也是所有與中國抗日戰爭相關的網站裡必用的照片。

在經過兩個星期的密集轟炸後,上海城內的立即危機感緩和了下來。雖然在虹口與閘北的戰爭仍在持續,大部份的軍事武力都集中在上海北部與吳淞江附近,人們也預感不會再出現空襲。租界區政府讓那些在過去的兩個星期自願駕駛救護車與貨車運送死傷者的人回到自己本來的工作崗位,但他們仍然被保留在必要的緊急時刻可以電話呼叫增援的名單上。而由於火災數慢慢降低,消防局也對其志願義消採取了類似的措施。新聞報導了中籍售貨員和商人都回到市中心繼續做生意,儘管其他大型的商業活動尚在掙扎是否要冒這個風險。[171] 很快地,這幾場標誌了戰爭爆發的頭兩個星期的駭人事件便會遁入人們的記憶裡,而如果沒有某些官方的追認或紀念形式存在,這份記憶就會漸漸變得模糊不清。對於希望政府能夠追認這些隕歿市民的請求則從來沒有被准許過。

但是,在上海城內或是附近,戰爭依然持續了好幾個星期。中國軍隊於9月13日撤退至本來位置後方5公里的新戰略線,組成了一列北站到羅店之間的戰線。不過,空襲的碎片是不是地依然會波及到租界區內的性命與財產。9月10日當天,一塊從浦東飛來重型彈片在上午五點三十掉落在江西路與福州路的交叉口,公共租界工部局大廈入口附近。清晨的時間點避免了大量傷亡,只有兩名中國人及一名印度人被擊中。[172] 閘北、浦東,以及南市的最南端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都依然是被轟炸的目標或是彈片的來源所在。高射砲的子彈低空劃過了外國租界區,有時會因為沒擊中目標而在他們的落地點造成或多或少的傷害。[173] 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的六週年紀念日,中國空軍在月色的掩護下於虹口和楊樹浦執行了大規模的毀滅性轟炸任務。[174] 空襲一直持續到10月,而高射砲的彈片也持續在每次中國飛機出現在空中時四處飛散。[175] 尤其是上海北站,身為中國軍隊駐紮區,始終是吸引日本轟炸的主要目標,但日本卻沒能成功趕跑中國軍隊。[176] 直到中國軍隊於10月26號撤離閘北,戰爭才從此真正遠離了上海,也解除了城市受到轟炸及流彈的間接傷害的危機。[177]

在上海城內各處,平民成了日本轟炸的犧牲者,有的人跟軍事目標毫無關聯,有的人則是因為附近有中方的軍事設施而罹難。對日軍司令來說,只要是中國軍隊集結的地點、軍用物資集中配給的地點、或是軍用通訊設施所在地,都是敵方基地。[178] 上海的中國平民常常為了假設性或真實存在的中國軍武而付出慘痛代價。9月5日,由20架飛機組成的日本空軍小隊轟炸了公共租界西邊的兩個村落,北新涇和周家橋,造成49人死亡、130人受傷。[179] 火車站也往往輕易地被歸納在「敵方基地」的範疇內而被當成目標反覆攻擊。9月8日,火車上的三百名難民在空襲炸彈擊中松江車站時全部死亡。[180] 其他不幸的地點,例如城外的難民營,也因為附近中國部隊的移動而慘遭相同命運。9月6日,上海西部的難民營遭到嚴重破壞,使得50人死亡、超過百人受傷。[181] 一個月後,附近的另一個營區也碰上了同樣遭遇,死傷慘重。[182] 我們無法得知究竟有多人平民在上海的戰爭中淪為犧牲者,從來沒人真正計算過,而政府──例如中國情報社(Chinese Information Service)給的數據名單則多半是為了政治宣傳使用。[183]

結語

在1937年8月造成市中心浩劫的一系列轟炸案是上海前所未有的經驗,儘管五年前日本海軍就曾經用空頭炸彈來逼退閘北的中國軍隊。平民百姓們竄逃避難,但還是有許多人被困在戰區裡動彈不得。在三個星期的交戰裡,約有四千名平民在戰爭區(閘北、虹口、楊樹浦)與附近的城鎮裡死亡。[184] 這當然是一件可怕的人為慘劇,有許多人甚至沒有被算在那四千名死者內,而人們就這樣深陷戰區中,孤立無援,唯有等待志願者開車到他們的所在地接出倖存者。醫療援助則根本不可行。

1937年8月,戰爭又在外國租界北邊同樣的區域裡展開。租界區的行政當局雖然相當緊張,但仍然以為戰事會像1932年那樣,只影響到中國領地。他們公開宣布在其管轄下的領域維持中立,而這聲明很顯然地只是為了讓租界區免疫於席捲全城的戰火而已。但1937年的軍事配置已全然改變。中國政府清楚表示其軍隊會採取所有必要手段對抗日本,尤其是在日本把公共租界與黃浦江當作後方軍事基地的時候。不僅如此,中國空軍在1937年時已經有一定的規模,也成了對抗日軍的有力武器之一。即便外國租界區從來沒有被當成攻擊目標,他們的上方也會成為空中戰場。

在第一個星期內連續發生的慘劇成了對當局危機處理能力的巨大挑戰。8月14日,他們必須在短短數分鐘內面對人口密集區裡的大量損傷,倒塌的大樓、中斷的交通、以及數噸重的廢棄物都要移走。但最大的挑戰還是死傷者的人數。幾千名受到轟炸所傷的平民需要醫療照護,而死去的屍體也要想方設法將其掩埋。租界區行政當局的戰略選擇是盡快清空所有人和物品。對於傷者,首先要處理的當然是儘早提供他們醫療照護,減輕他們的痛苦並讓他們有機會繼續活下去。為了將傷者轉移,搜救隊必須運用他們手邊所有的交通工具,而貨車移送的傷者甚至比救護車還多。

上海有著中國最先進的醫療基礎設施,而外國租界裡則有著最密集的醫院群。即便他們被大量同一時間需要治療的患者搞得暈頭轉向,醫護人員仍然有辦法在六小時內治療所有的傷患。當然,有許多人還是在來不及接受治療前就死去,但那些在轟炸案後來能倖存的人們已經算是相當「幸運」的了,至少他們能得到快速有效率的救援和一定程度的醫療照護,即便是在這種受脅迫的狀況之下。上海附近的其他地區並沒有這樣的條件,那裡被轟炸和被彈片擊中的成千上百的人們既沒有醫院可去,也得不到醫療協助。他們只能悲慘地在被火焰包圍的家中死去,只有少數人被帶往傷患過多的紅十字醫療單位。

但,即便有這些善意措施,還是有許多人不敵傷勢而死。上百人在爆炸的瞬間死亡。在炎熱的夏天,屍體沒有辦法暴露在外腐化,否則會增加傳染病的風險。租界行政當局對於清理屍體的手段沒有任何疑慮。對他們而言,重要的是能快速把屍體從現場移開,然後恢復城市裡的日常秩序。屍體被放在偏遠的地區,例如徐家匯墓園、膠州公園,以及較靠近市中心的賽馬場。當時沒有太多的紀錄能讓我們查閱每一個租界區最後是如何處置所有的屍體,但在法租界,公董局巡捕並沒有時間讓所有人都在隔天下葬;工部局似乎是將這份晦暗的工作交給了普善山莊埋葬隊,而這個決定則造成了葬禮的延遲。人們遭受到的不同的待遇似乎反映了不同租界的權力本質,法租界的指揮系統看起來似乎更為果斷。

死於第一場轟炸案的平民很快地就被遺忘,幾乎沒在人們的回憶裡留下任何線索。正如王正廷,中國在華盛頓的駐美大使所言:「市民的生命為了捍衛民主、抵抗日本軍國主義而犧牲」(Civilian lives had been sacrificed for the good of the defense of democracy against Japanese militarism)。[185] 中國空軍於1937年8月14日殺了自家中國平民這個污點並不符合官方的戰爭論述,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只有少數人親眼見證了那系列的大屠殺。當爆炸案一發生,警察馬上就用警戒線圍住了爆炸的區域,那些在隔天經過了事發地點的人們幾乎無法想像當時驚人的破壞力。中國媒體,正如筆者前述,只選擇性地刊登了極少8月14日轟炸案的消息,也沒有傳達給讀者關於這場悲劇的真正狀況。直到先施百貨和火車南站轟炸案的發生,媒體才有比較多的討論,但這幾個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也都被當時中日交戰的消息給掩蓋。跟淞滬會戰造成的大量死傷──約莫26萬名士兵──比起來,轟炸案簡直不值一提,但至少死去的士兵獲得了為國捐軀的正式承認。不過,這些平民的死亡,也只是上海人在戰爭中從不曾被述說的故事的其中一部分而已。這其中沒有什麼壯烈或是英雄事蹟,僅僅是不小心殺害、殘廢了上千人的「意外」而已。而關於這個意外的故事,從來沒有人傳唱。

 

The author expresses his gratitude for the beautiful translation of the original English text by Mrs. Wang Yijun (Taipei) and to the Academia Storica for funding this translation.

 

[1] 如需更詳細的比較,可參考Christopher Goscha, “Bringing Asia into Focus: Civilians and Combatants in the Line of Fire in China and Indochina,” War & Society 31, no. 2 (August 1, 2012), pp. 87-105.

[2] Diana Lary and Stephen R MacKinnon, eds., The Scars of War: The Impact of Warfare on Modern China (Vancouver: UBC Press, 2001); James A Flath and Norman Smith, Beyond suffering recounting war in modern China (Vancouver; Toronto: UBC Press, 2011). 與 Edward McCord, “Cries That Shake the Earth: Military Atrocities and Popular Protests in Warlord China,” Modern China 31, no. 1 (2005), pp. 3-34.

[3] 雖然中國也如俄國般飽受戰火侵襲(如1937-1945年間),但卻極少人像歷史學家杰溫特(Jay Winter)對歐洲一戰史那般,針對死亡、創傷與記憶等議題進行著述。在中國方面,可參考 Lary and MacKinnon, The Scars of War. On Russia, see Catherine Merridale, “Death and Memory in Modern Russia,”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 42 (October 1, 1996), pp. 1-18. 在戰爭對戰鬥員的創傷議題上,可參考 Nigel C. Hunt, Memory, War, and Trauma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傑溫特對於歐洲一戰的著作有 Remembering War: The Great War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Jay M. Winter, Sites of Memory, Sites of Mourning: The Great War in European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4] Christian Henriot, “Little Japan in Shanghai: An Insulated Community, 1875-1945,” in New Frontiers: Imperialism’s New Communities in East Asia, 1842-1952, ed. Robert Bickers and Christian Henriot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46-169.

[5] Mark R. Peattie, “Japanese Treaty Port Settlements in China, 1895-1937,” in The Japanese Informal Empire in China, 1895-1937, ed. Peter Duus and My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 1989), p. 206.

[6]至於英方在戰爭前夕的活動,可參考Julie Rugg, “Managing ‘Civilian Deaths due to War Operations’: Yorkshire Experiences During World War II,” Twentieth Century British History 15, no. 2 (January 1, 2004), pp. 152-173.

[7] Bradford A. Lee, 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 A Study in the Dilemmas of British Declin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36.

[8] Tianshi Yang, “Chiang Kai-Shek and the Battles of Shanghai and Nanjing,” in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ed. Mark R Peattie, Edward J Drea, and Hans J Van de Ve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46.

[9]在西方勢力的外交嘗試上,可以參考see Lee, 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 Jonathan G. Utley, Going to War with Japan, 1937-1941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85).

[10]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pp. 197-199.

[11] Henriot, Christian, Shanghai 1927-1937. Municipal Power, Locality, and Modernization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California, 1993), pp. 87-91.

[12] North China Herald, 26 July 19 37; 29 July 1937.

[13] North China Herald, 9 August 1937; 11 August 1937.

[14] North China Herald, 25 August 1937.

[15] Christian Henriot, “Shanghai and the Experience of War: The Fate of Refugees,” 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5, no. 2 (October 1, 2006), pp. 215-245; Christian Henriot, “Wartime Shanghai Refugees: Chaos, Exclusion, and Indignity: Do Images Make up for the Absence of Memory?,” in Images in History: Pictures and Public Space in Modern China, ed. Christian Henriot and Wen-Hsin Yeh (Berkeley: IEAS Research Monographs, 2012), pp. 12-54.

[16] Feng, Elites locales et solidarités régionales, pp. 92-93.

[17] North China Herald, 25 September 1937.

[18]中國早期的空軍與航空發展可參考 “Chinese aircraft and aviation facilities”, May 1927, AIRS5/865, National Archives (U.K.).

[19] Bernd Martin, Die Deutsche Beraterschaft in China 1927-1938 : Militär, Wirtschaft, Aussenpolitik = The German advisory group in China : militar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ssues in Sino-German relations, 1927-1938 (Düsseldorf: Droste, 1981).

[20] Donald A. Jordan, China’s Trial by Fire: The Shanghai War of 1932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pp. 108, 117.

[21] North China Herald [NCH], 1 March 1932.

[22]日本於1932年上海的空軍行動可參考 “The Japanese air force and the invasion of China”, WO106/5566, National Archives (U.K.).

[23] Amy Bell, ‘Landscapes of Fear: Wartime London, 1939-1945,’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48, 1 (2009), pp. 153-175.

[24] NCH, 2 February 1932 - ‘The bombing of Chapei’ (30 January1932).

[25] Jordan, China’s trial, p. 46.

[26] This was one of the major lessons drawn from this conflict by a military officer. Juewu Zhang 張覺吾, Song Hu Kangzhan Suo de Zhi Jingyan Yu Jiaoxun 淞滬抗戰所得之經驗與教訓 (Nanjing: Shoudu zhongyang lujunguan xuexiao ⾸首     , 1933), p. 31.

[27] Guangqiu Xu, War Wing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ese Military Aviation, 1929-1949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1), p. 65.

[28] Ibid., p. 66.

[29] Ibid., p. 70.

[30] Yang, “Chiang Kai-Shek and the Battles of Shanghai and Nanjing,” p. 153.

[31] Hagiwara Mitsuru, “The Japanese Air Campaigns in China, 1937-1945,” in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ed. Mark R. Peattie, Edward J. Drea, and Hans J. Van de V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40.

[32] 可參考法國警方的圖片報告: Louis Fabre, Rapport sur la catastrophe du 14 août 1937 (Shanghai: Service de police, December 23, 1937), Annexe X, 635PO/A-87, Archives Diplomatiques de Nantes.

[33] 詳見圖片報導:North China Herald, 15 September 1937.

[34] “ Palace and Cathay Hotels, Nanking Road (C) 2,” Works 55/23, National Archives (U.K.).

[35] 本篇論文倚賴了許多影像資料,且大多畫面都相當血腥,因而多數資料都保留在官方文件或是檔案中,只有少數的照片得以公諸於世。本文裡的所有圖片都能在網站「Virtual Shanghai」的「Image」項目下找到。上次瀏覽網站時間:May 22, 2014, (http://www.virtualshanghai.net/Photos/Images.+ ID number), 只是大多數的影像皆因其敏感內容而有訪問限制。

[36] Report (undated [1938]), Work 55/23, National Archives (U.K.).

[37] “Virtual Shanghai - Images,” ID 1366.

[38] NCH, 1 September 1937.

[39] Report (undated [1938]), Work 55/23, National Archives (U.K.).

[40] Letter, R. Jobez (chief of French police), 24 May 1938 in Report (undated [1938]), Work 55/23, National Archives (U.K.).

[41] Report, police detective, 19 August 1937, U38-2-1153, SMA.

[42] Fabre, Rapport sur la catastrophe du 14 août 1937, 12 and Annexe X.

[43] Mitsuru, “The Japanese Air Campaigns in China, 1937-1945,” p. 244.

[44] 即便有相關資料,要計算炸彈的軌跡也需要相當繁複的數學技巧。Crystal Pepper and Chris Wilson, “Aerial bombing techniques”, unpublished paper, 30 March 2009.

[45] Terminal Ballistic Data, Vol. 1 Bombing, Office of the Chief of Ordnance (Washington D.C., 1944), p. 10.

[46] Fabre, Rapport sur la catastrophe du 14 août 1937, p. 12.

[47] Terminal Ballistic Data, Vol. 3 Bombs, Artillery & Mortar Fire & Rockets, Office of the Chief of Ordnance (Washington D.C., 1945), p. 34. 在爆炸後的殘骸中,法租界公董局工務處(Bureau of Public Works)的人員在大世界遊樂場蒐集到了十個火箭碎片與五個鋼鐵碎片。Letter, Bureau des travaux publics-Service de Police, 17 December 1937, U38-4-2476, SMA; “Palace and Cathay Hotels Nanking Road (C) 2,” Works 55/23, National Archives (U.K.).

[48] Terminal Ballistic Data, Vol. 1 Bombing, p. 72.

[49] Ibid., p. 88.

[50] Report (undated [1938]), Work 55/23, UK National archives; Fabre, Rapport sur la catastrophe du 14 août 1937, pp. 10-11.

[51] North China Daily News [NCDN], 15 August 1937.

[52] NCDN, 22 August 1937.

[53] NCDN, 22 August 1937.

[54] NCDN, 15 August 1937.

[55] NCDN, 22 August 1937.

[56] NCDN, 22 August 1937.

[57] Fabre, Rapport sur la catastrophe du 14 août 1937, Annexe I.

[58] Report, Chef de la Garde, 14 August 1937, U38-2-1153.

[59] “Virtual Shanghai - Images,” ID 59, 982, 15139, 27623, 27626.

[60] Fabre, Rapport sur la catastrophe du 14 août 1937, pp. 4-5.

[61] “Virtual Shanghai - Images,” ID 26627.

[62] Ibid., ID 25219.

[63] Ibid., ID 15140, 25218, 25220, 25234, 27615.

[64] Rapport annuel 1937, 2. Service de police, U38-2-2090, SMA.

[65] “Virtual Shanghai - Images,” ID 25760, 27727.

[66] Ibid., ID 27729.

[67] Ibid., ID 15141, 27629.

[68] Ibid., ID 27735.

[69] Ibid., ID 27736, 27737, 27614, 27622.

[70] Report, Bureau de l’hygiène publique et de l’assistance, 16 August 1937, U38-5-1667, SMA.

[71] Fabre, Rapport sur la catastrophe du 14 août 1937, Annexe VI.

[72] “Virtual Shanghai - Images,” ID 15142.

[73] Report, Bureau de l’hygiène publique et de l’assistance, 16 August 1937, U38-5-1667, SMA.

[74] Report, Bureau de l’hygiène publique et de l’assistance,16 August 1937, U38-5-1667, SMA.

[75] Fabre, Rapport sur la catastrophe du 14 août 1937, Annexe IV.

[76] Rapport annuel 1937, 4. Service de police, U38-2-2090, SMA.

[77] Report, Bureau de l’hygiène publique et de l’assistance, 16 August 1937, U38-5-1667, SMA.

[78] Report, Bureau des travaux publics, 16 August 1937, U38-4-2476, SMA.

[79] Report, police detective, 19 August 1937, U38-2-1153, SMA.

[80] Report, Service de police, 17 August 1937, U38-5-1667, SMA.

[81] Fabre, Rapport sur la catastrophe du 14 août 1937, Annexe IX.

[82] Ibid., Annexe V & Annexe VII.

[83] Shenbao [SB], 16 August 1937 [355:280].

[84] “Virtual Shanghai - Images,” ID 25222.

[85] Minutes, Vice-consul Marcel Chaloin, 15 August 1937, U38-5-1667, SMA; Fabre, Rapport sur la catastrophe du 14 août 1937, Annexe II.

[86] “Virtual Shanghai - Images,” ID 2409.

[87] Letter, foreign resident, 17 August 1937; Letter PHD-SPBC, 17 August 1937, U1-16-2457, SMA.

[88] Report, Bureau de l’hygiène publique et de l’assistance, 16 August 1937, U38-5-1667, SMA.

[89] “Virtual Shanghai - Images,” ID 25221.

[90] Rugg, “Managing ‘Civilian Deaths due to War Operations,’” pp. 163-168.

[91] Service memo no. 39, 19 August 1937, Bureau de l’hygiène publique et de l’assistance, U38-5-1667.

[92] NCH, 15 August 1937.

[93] China Weekly Review [CWRï, 21 August 1937, 423.

[94] NCDN, 16 August 1937.

[95] NCDN, 15 August 1937.

[96] NCDN, 15 August 1937.

[97] NCDN, 15 August 1937.

[98] NCDN, 18 August 1937.

[99] NCDN, 15 August 1937.

[100] NCH, 8 septembre 1937, 380 ; Lettre, Vice-amiral Le Bigot-Consul de France, 17 août 1937, 635PO/A/84, ADN.

[101] NCDN, 16 August 1937.

[102] NCDN, 17 August 1937; CWR, 21 August 1937, 425.

[103] 《中央日報》, 15 August 1937; 24 August 1937.

[104] SB, 15 August 1937; 16 August 1937; Fabre, Rapport sur la catastrophe du 14 août 1937, pp. 14-15.

[105] 《東方雜誌》,第34期(1937年9月),頁16-17。

[106] 《東方雜誌》,第34期(1937年10月),頁18-19。

[107] 《東方雜誌》,第34期(1937年11月),頁20-21。

[108] NCDN, 15 August 1937.

[109] Fabre, Rapport sur la catastrophe du 14 août 1937, p. 14

[110] NCDN, 17 August 1937.

[111] Zhongyang ribao, 18 August 1937.

[112] CWR, 21 August 1937, p. 423.

[113] NCDN, 19 August 1937.

[114] NCDN, 17 August 1937.

[115] The China Press, 9 September 1937.

[116]  “Virtual Shanghai - Images,” ID 15147, 15149, 15185, 25209, 25226, 25646.

[117] The China Press, 9 September 1937.

[118] NCDN, 15 August 1937.

[119] NCDN, 16 August 1937.

[120] NCDN, 16 August 1937.

[121] NCDN, 17 August 1937.

[122] The China Press, 9 September 1937.

[123] NCDN, 17 August 1937.

[124] NCDN, 15 August 1937.

[125] NCDN, 19 August 1937.

[126] NCDN, 22 August 1937.

[127] NCDN, 29 August 1937.

[128] Rapport annuel 1937, 7. Service de police, U38-2-2090, SMA.

[129] NCH, 16 August 1937; 30 August 1937; “Virtual Shanghai - Images,” ID 27804, 27807.

[130] Ibid., ID 1070, 15157.

[131] CWR, 21 August 1937, 442; 25 August 1937 ; 4 September 1937.

[132] NCDN, 24 August 1937.

[133] “Virtual Shanghai - Images,” ID 27793.

[134] Ibid., ID 27792.

[135] CWR, 28 August 1937, 442.

[136] “Virtual Shanghai - Images,” ID 15159.

[137] Ibid., 27632.

[138] NCDN, 24 August 1937; Ibid., IS 15161.

[139] Ibid., ID15160.

[140] Ibid., ID 27638, 27640.

[141] Ibid., ID 27636, 27637.

[142] 《中央日報》,1937年8月25日。

[143] NCDN, 25 August 1937.

[144] “Virtual Shanghai - Images,” ID 27633, 27634, 27790.

[145] Ibid., ID 27789.

[146] NCDN, 24 August 1937.

[147] NCDN, 24 August 1937.

[148] “Nanking Road and Chekiang Road – Glancing hit on façade of Sincere building (C) 1,” Works 55/23, National Archives (U.K.).

[149] NCDN, 24 August 1937.

[150] NCDN, 24 August 1937.

[151] 《中央日報》,1937年8月25日;NCDN, 24 August 1937.

[152] 《中央日報》,1937年8月28日。

[153] SB, 24 August 1937 [355:324].

[154] NCDN, 24 August 1937.

[155] SB, 25 August 1937.

[156] CWR, 4 September 1937, 3.

[157] Work 55/23, National Archives (U.K.).

[158] NCDN, 30 August 1937.

[159] “Virtual Shanghai - Images,” ID 27821.

[160] NCDN, 29 August 1937.

[161] “Virtual Shanghai - Images,” ID 27818.

[162] NCDN, 29 August 1937.

[163] John Faber, Great News Photos and the Stories behind Them (New York: Courier Dover Publications, 1978), p. 74.

[164] Life Magazine, 4 October 1937. 關於這幅著名影像的討論,可參考Paul French,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China’s Foreign Journalists from Opium Wars to Mao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92.

[165] NCDN, 30 August 1937.

[166] SB, 16 August 1937 (355:280).

[167] NCDN, 29 August 1937.

[168] NCDN, 30 August 1937.

[169] SB, 30 August 1937 [355:357]. 中國政府之後再次宣布有七百人死亡,但根據其他獨立的媒體消息,這個數據應該不太可能。《中央日報》,1937年8月29日;CWR, 2 October 1937, p. 92.

[170] Shanghai Evening News, 30 August 1937.

[171] NCDN, 31 August 1937.

[172] CWR, 18 September 1937, 42.

[173] CWR, 18 September 1937, 43.

[174] CWR, 25 September 1937, 56.

[175] CWR, 9 October 1937, 101.

[176] CWR, 16 October 1937, 129.

[177] CWR, 30 October 1937, 186.

[178] CWR, 11 September 1937, 25.

[179] The China Press, 6 September 1937.

[180] The China Press, 9 September 1937.

[181] CWR, 11 September 1937, 25.

[182] CWR, 16 October 1937, 129.

[183] CWR, 2 October 1937, 92.

[184] Christian Henriot, “Beyond Glory: Civilians, Combatants, and Society During the Battle of Shanghai,” War & Society 32, no. 2 (2012), pp. 106-135.

[185] NCDN, 17 August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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