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中的唐振常先生

马 军

唐振常先生离世已经十一年了，但他的音容样貌，我仍然记忆犹新。1992年我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时，唐先生虽未退休，但已不再担任副所长、室主任之职，仅在上海史研究室保有研究员的身份，而且不常来。他和古代史室的方诗铭先生、近代史室的汤志钧先生常被同人并称为“方、汤、唐”，意即历史所资深的“三老”。当时的历史所暂借田林路2号3楼办公，条件简陋，开全所大会时，只能借助走廊。每每李华兴所长坐定发言时，唐先生总是身处对面，掏出重口味的外销牡丹烟(3.5元一包，长支)，抽出一支独自“吞云吐雾”起来。

我曾见过唐先生青年和中年时期的西装照，颇潇洒倜傥，到了老年时期亦留有遗风。和同为古稀之年的其他老同人相比，唐先生的气质是独特的。他穿着和生活方式都较为洋派，除了嗜烟外，还喜欢喝洋酒，更是上海滩著名的美食家，可谓交际甚广，朋友众多。但他又不像是社会上的“老克拉”，因为后者通常没有他的那种传统底蕴和老成持重。直至晚年，唐先生写文章仍然坚持从上至下、由右到左的旧格式，其发出的信件常被受信人留作珍藏。实际上，这种中西混合的作风在他的身上还有很多体现。

唐振常先生祖上是四川成都附近郫县的大族，幼时受过良好的古式教育，青年时期又曾在燕京大学英文系、新闻系求学，40至70年代长期在上海《大公报》、《文汇报》从事新闻工作，其间还曾担任过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的编剧。“文革”结束后调至本所，开始专事历史研究。由于世家子的背景，再加人极聪明，又历经了几十年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唐先生在谈吐间除了流露出的大气、正气、才气和傲气外，还着实夹杂着一些怨气和负气。他似乎不太谙世故，且为人耿直，对于当时社会上“背离家法”的许多做法，常常要予以口头批评。在我这个小青年的心目中，唐先生是一个目光锐利、令人敬畏、不易亲近的“祖辈”级人物。我那时刚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感觉他的脾气与历史系的朱维铮教授颇有几分相似。当时不曾想到的是，若干年后，两人均逝于抽烟过多而导致的肺癌。

我刚进历史所时，同在学术秘书室工作的某同人赠给我一本大部头的精装书，原来是由唐振常、沈恒春两先生主编的《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各章撰写者则有吴德铎、熊月之、陈正书、卢汉超、郑祖安、李天纲等人。这就是历史所恢复成立后，唐先生引领的最早的上海史研究团队，该书是其奠基之作。团队里后来又陆续加上许敏、施扣柱、陆菁、吴健熙、马学强、宋钻友等人，他们或是唐先生的晚辈、学生，或是他想法设法从其他单位抽调而来。虽然当时唐先生已无一官半职，但团队里每个人都将他奉为“精神领袖”，对其尊敬有加，“唐先生如何，如何”，几乎成了大家交流学问乃至生活中的口头禅。为唐先生办事，给唐先生拜年，获得唐先生的肯定，更是令每个人都感到很荣光的事。据我所知，在这个队伍里，虽然唐先生的威望极高，但他并不以势压人，而是比较尊重每个人的学术特点和兴趣所在，注重发挥诸人之长。这一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是很难得的。如今，本所的上海史研究已成为享誉中外的重镇，人员则发展至第三代、第四代，唐先生的领导风格遗韵犹在……

唐先生在燕京大学的毕业论文是《论新闻自由》，40年代末又在上海《大公报》从事新闻报道，对国民党政府多有批评。他追求民主、崇尚自由的作风，恐怕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烙印。记得在1996年本所建所40周年的大会上，他发言中高度赞誉了新出版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版）一书。这位一生信奉“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的大学者，也曾是唐先生燕大时期的老师。1998年适逢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各种纪念活动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一大新闻。但唐先生并不人云亦云，简单地惟官方话语是从，而是在所内的一次谈话中公开宣称，北大百年精神的核心是自由主义，而非爱国主义。记得还有一次，同人们谈到了中外孩子的教育问题，唐先生接过茬说：“美国孩子总是强调自己要make difference（与众不同），这和我们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看来，他对发挥孩子的个性是颇为赞赏的。以上数例，或可管窥唐先生的风骨。

顺便一提的是，唐先生的英语发音很准，我猜可能与他早年就读英文系有关。至于他的学识和文采，虽然轮不到我来评价，但我记得陈正书先生有一句很贴切的话：“读唐先生的文章，犹如吃话梅，越嚼越有味”。

我本人和唐先生的接触不算多，但还是有些轶事可以谈一谈。有一次，历史所开座谈会，其间我曾好奇地问他，“唐先生，40年代末您当时在上海当《大公报》记者，有没有和中央社记者陈香梅（后来的陈纳德夫人）打过交道？”他并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当时的上海新闻界有两个Anna Chen，一个是当过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的女儿，人极漂亮，另一个则不能比了。现在有些人是做生意来的，并不纯粹是为了友好的原因。”

另一次是在盛夏，唐先生暂住在有空调的女儿家里，我家恰巧就在附近，大概是为了一件公文的事，我奉所领导之命连续跑了几次，总算是替唐先生解决了。高温之下，他感到有些过意不去，遂邀我坐下，打开空调，闲聊几句。其间，我曾谈及青年同人叶斌不准备报考本所的上海史研究生，而是仍想回到本科时代的国际政治专业。唐先生说，既然他不愿意，就应该尊重他的选择。（负责外事工作的叶斌为唐先生办理过不少次出境事宜，唐对其踏实的工作作风颇为赏识，曾请其喝过XO。）唐先生还鼓励我在上海史研究中要注重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当得知我的父亲是文汇报社的老职工时，他说：“哦，原来还是老同人的子弟。”就是那天，我初次见到了唐先生的外孙女饶玲一，那时她还是一个娟秀的中学生。若干年后，她报考了本所的上海史研究生，并留所工作，既延续着唐先生的事业，也成了我们的同人。

那天回家后，我向父亲提起了唐先生，他说：“唐振常，我知道的，‘文革’的时候被整的厉害，有一次开批斗会，连秃头都被造反派打破了……”解放前太左，解放后又太右，或许这就是唐先生这类人共同面临的时代悲剧！我于是猜想，他之所以在“文革”后弃新闻而就历史，或许还有一个原因，即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曾使他斯文扫地、尊严丧尽的旧环境中去了。行文至此，我还想起了另一件事，唐先生去世后，我曾在所办公室的桌子上看到一份他填写于70年代末的一份履历表，其中有很大的篇幅是解释自己的家庭背景，大意是唐家在成都一带虽颇有历史名望，但至他这一代时却已中落，土地均已卖尽，所以自己的成分不应定为地主。以唐先生之傲，以唐先生之高，当年竟要花如此气力自辩出身，可见那个时代真是将人压缩至极啊！最近，我带着好奇心，上网看了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1957年摄制的故事片《球场风波》，这是唐先生编剧的，据说他为此挨了20年的“整”，罪名是“完全歪曲社会主义”，“充满极庸俗的灰暗色彩” 。其实此片只是一部很生活化的轻喜剧，内容相对平淡，影响力亦不及同时代的体育影片《大李、小李和老李》、《小足球队员》等片。我们这一代人实在不理解当时为什么有人要对其大肆讨伐，或许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998年4、5月间，我正在为撰写硕士论文《论上海市长吴国桢（1946—1949年）》寻找资料，同人吴健熙先生（唐先生的学生）建议我可以请教一下唐先生，因为那几年他当《大公报》记者时主要采访市政新闻，与包括吴国桢在内的当权者有不少接触。经吴健熙的接洽，几天后唐先生在苏州河畔河滨大楼的家里接待了我。他讲话不温不火，从吴国桢谈到程沧波，再从赵曾珏、祝平说到潘公展，还提到过熊佛西和罗隆基，并向我着重描绘了1946年10月4日上海各界公祭李公朴、闻一多大会，和1948年1月29日同济大学学潮的场景，尤其是吴国桢在其中的表现。他形容吴这个人“鬼得很”，明明是拥挤跌倒，却诬称同济学生动手打人，第二天竟还煞有其事地头戴纱布以混淆视听。唐先生说：“我当时就在现场，学生根本没有动手。”

论文完成后，我曾呈送唐先生指教，唐先生指出了文中的不少 “硬伤”，尤其认为我将吴国桢定为“学者从政”这一基调是有误的，吴就是一个比较能任事的官僚而已，作为学者的身份则是晚年在美国的事情。唐先生的批评并不客气，正如他一如既往的那样，不过那倒是鞭策着我在吴国桢研究领域继续探索下去。十几年过去了，我自信已有了不少的提高。

如果把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比作是一个学术传承体，那么作为前辈的唐振常先生就是这样对“小字辈”的我施加了影响。我将永远铭记他……